在逼近20世纪末的今天，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革命性转型，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展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时性文化现象，奇迹般地投射在当代文化的共时屏幕上。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景观，一个百年前被提出过的老问题又一次提到人们面前：中国文论向何处去？ 当代中国文论界被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滋长起日益浓重的焦虑和危机感，最突出的表现可能是近年来“失语症”论的提出和由此而展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建设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尤其对建设既具现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构想，概括起来，最重要的意见有以下几种：一是“西论中用说”，主张“移植西论以为中用”；二是“古代文化母体说”，主张“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三是“话语重建”和“异质利用”说，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以治疗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四是“综合创造”论，主张立足于民族和时代的需要，走古今中外、广采博纳的综合创造之路；五是立足现实的“融合”论，主张以现代文论为基点和主导，充分融合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新形态，等等。 我认为，前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存在一些片面性或局限性。因此，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两种观点。概而言之，就是要走自己的路，立足于我国现当代已形成的文论新传统的基点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构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 一、当代文论的根本危机不是“失语”，而是疏离文艺发展的现实 “失语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所作出的诊断是：丧失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话语能力，甚至言说方式，失去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论概念、范畴、理论、尺度，所言所说的全是西方文论的话语，因而在当今世界文论的大格局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断言：“中国现当代文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注：曹顺庆：《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的基本目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317页。 ）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实现“现代转换”，“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正是根据这个“失语症”的论断开出的药方。 “失语症”论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表面看来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要想为中国民族文论在世界文论大格局中争一个与西方文论平起平坐的位置，至少要争一席之地，有自己民族的话语和声音。但实际上，它一方面仍然默认了西方中心论，仍然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中国文论，因而从中所看出来的满眼都是西方话语，却看不出、听不见近百年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论新话语传统中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它在论证“失语症”时所使用的话语，包括概念、范畴、命题，甚至思考、推理、言说方式，无不是西方式的，包括“失语”、“话语重建”一类说法也直接来自西方。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悖论：一方面竭力论证中国当代文论完全处在西方文论的绝对支配和影响之下，丧失了自己的话语；另一方面却仍然津津有味地使用着西方文论的时髦术语，演绎着西方文化的思辨逻辑。这真有点像德里达倾全力颠覆消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以语言为基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却又不得不仍依靠、借助语言来进行这一切的两难困境。由此可见，“失语症”论的诊断方式本身就值得怀疑。 检验一种理论、学说是否还有活力、是否存在危机的主要标准，不应局限于与其他理论、学说的话语系统或话语方式相比较，而应将其置放于现实语境中，看其是否适合现实的需要，以及适合的程度如何。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表明，当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无法继续以“国粹”式的理论（话语）指导自己的行为、活动时，不得不（被迫）走向学习西方之路，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学说都学过了，试过了，极大多数理论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国情，唯有也属于西方理论话语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南，并完完全全融入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新传统之中，且成为这个传统中的核心和灵魂。这一事实表明，本世纪初中国的现实危机，并不在于缺乏自己独特的、乃至独立自主的话语（当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儒家话语系统仍无视、蔑视日趋强势的西方文化），而在于缺乏改造社会与国民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看一种理论（话语）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危机，首先只能从现实的需要和语境出发加以衡量，至于有无自己的独特话语方式和话语系统倒在其次。 据此，“失语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缺陷和危机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它只就中国文论话语系统较多吸纳西方文论话语的某些表面现象而推断中国当代文论缺少自己的话语，进而认为“失语”是其最根本的危机。它完全没有顾及当代中国文论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分析它是否贴近当今现实，是否能回答新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即是否适合现实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