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汇通”、“半汇通”及“未汇通”

——朱光潜《诗论》的方法论细读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中义(1949-),男,上海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关学、文艺理论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曹谦(1971-),男,安徽省合肥市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朱光潜在其诗学著作《诗论》中,博采谷鲁斯的“内模仿”、莱辛的“诗画异质”、克罗齐的“直觉”说等西方美学理论,与古汉诗的和谐音律、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等特征,进行非常细致的“比对”与互证,从而呈现出中西诗学诸多的共同美学规律。 因此,从方法论上说,朱光潜是一位较早开辟了“中西汇通”学术之路的中国学者。但由于年代和个人学力的局限,他的“汇通”之路并非完全成功:在“技”的层面,他用谷鲁斯的“内模仿”来解析古汉诗音律的“谐与拗”,用古汉诗经验针砭莱辛“诗画异质”说之欠缺,将中西二学比对得很精准,两者呈水乳交融之势;在“艺”的层面,例如用克罗齐“直觉说”来阐明古汉诗如何让“情趣”生成“意象”等等,就显得汇而不通,流于表浅;在“道”的层面,特别是在建构克罗齐“情趣—意象”说与王国维“境界”说之间的共相通道时,则颇显阻隔、“专业不对口”。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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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0-0120-09

      一

      朱光潜晚年回眸其一生美学建树,有两段话颇堪玩味。一是坦承“研究美学主要是解放前的事,无论从质看还是从量看,解放前的著作都较重要”①;二是在1949年前的著述中,最令其“敝帚自珍”的②,“还是这本《诗论》”③。可见《诗论》在朱光潜心头的分量之沉。

      朱光潜如此珍视《诗论》的理由是:“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立见解。”细想亦对,无论朱光潜在1949年前作为审美心理学家(代表作是《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还是1949年后作为美学史家(代表作是《西方美学史》上下卷),其特点,皆是在远离故土的思辨天际构筑“纯概念”城堡。唯独撰《诗论》,近乎魂兮归来,重新亲近秦楼汉月,“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④在其学涯另辟一条“中西汇通”之路。

      “中西汇通”,作为“比较文学”方法,旨在寻觅中西文学元素之间的比对关系。所谓比对,是指经交互比照而证明彼此间有对应。此对应样式有二:“血缘”型与“非血缘”型。“血缘”一词在此属借代,它喻指国别文学元素之间曾有过的“影响”与“被影响”事实,那是做“影响”比较的法国学派所重视的。做“平行”比较的美国学派则着意“非血缘”现象。当叶维廉倡言“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⑤,这也恰巧合乎其美籍华裔的学者名分及学科背景。这就是说,两种文学谱系全然可在异质语境独自演化,但各自未必不含某种“文学所以为文学”的普世“共相”。这一普世“共相”之存在,可以说为“中西汇通”者在深层次掘出颇具价值的,既跨文化、跨国度,却又为中西文学所“共同的美学据点”⑥,提供了可能。

      然“可能”还不是“现实”。“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转为“现实”,这不仅取决于勤奋,还往往受制于才情、睿智甚至天分。这就是说,无论是欲觅普世“共相”,还是精湛地诠释国粹特色,关键看怎样操练“汇通”。“汇通”一词,实可拆成“汇”、“通”二字。若将“汇”释为国别文学元素的“并置”或“碰撞”,“通”则可释为彼此间“比对”关系之成立。于是,很显然,“汇”与“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律,“汇”并不无条件地导向“通”。其必要前提是能否精准地回答:我所做的那个“比较文学”目的是什么?其有效与否,当取决于“比对”,而“比对”之前提,则取决于明白“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这是评判“比对”有否意义之基准,这也是生死攸关之法则。做“比较文学”,就其方法论而言,道理归一。

      二

      明乎此,就能弄清《诗论》究竟何处成功及其成功秘诀。《诗论》秘诀首先在于:作者明智地将主攻方向定为,用近代西学来阐明古汉诗的国粹特色是音律之美。其实质,是为他立论“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⑦,夯实学理基础。

      朱光潜一眼认准古汉诗异质于西方诗的美学特征是在“音律”,这很内行。这不是说西方诗无音律,而是说古汉诗律,经齐梁至唐,已臻化境:抑扬顿挫的音调,鲜明的节奏,前呼后应的谐和韵脚,及其词语、句式的对仗等,使诗兴的传递极富“声入心通”的音乐感。诗律的内核是声律。可以说,汉语四声语音所蕴藉的音乐潜质,通过平仄相异的声调交互所形成的丰繁格式,已焕发到极致。近体律诗所以蔚然而成中国文学的辉煌星座,音形兼美的诗律可谓居功至伟。这是西方诗所无可企及的。

      古汉诗律(音律)精妙绝伦,这是事实。古今诗人不乏将诗律玩得炉火纯青者,却很少有人用学理去系统解析诗律为何能“声人心通”,这也是事实。从欧阳修《六一诗话》到王国维《人间词话》,连绵千年未做成的事,到朱光潜撰《诗论》,首战告捷,功莫大焉。

      《诗论》重在对古汉诗律(音律)做“中西汇通”。这从书的述学布局便可见出。全书十三章,除末章“陶渊明”属附骥之尾,其余十二章,有八章直接或间接有涉音律,占全书三分之二。在有涉音律的八章中,又用整整五章专论古汉诗律,依次“论声”,“论顿”,“论韵”,论“赋对于诗的影响”,论“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之后”。

      朱光潜确乎有能耐对古汉诗作“中西汇通”。“中西汇通”在这儿,实是“比较文学”的别称。诗学不是诗话。诗学作为概念系统,其“任务就在替关于诗的事实寻出理由”⑧,即对“诗何以为诗”给出逻辑建构,以阐明诗作为事实为何能以如此样式存在。这就规避了传统诗话常见的偶感式或随笔体,“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却难免“零乱琐碎,不成系统”。⑨朱光潜在草拟《诗论》纲要前,已在英、法、德留学八年(1925-1933),现代学术的严格规训,足以让他担当此责。诚然,更重要的是,在草拟《诗论》前,朱光潜已撰《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二书,他所看到的西方诗暨诗学等“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⑩,这就为他做好古汉诗律的“中西汇通”,铺设了厚实的台阶。

      三

      在朱光潜看来,包括古汉诗在内的诗律的核心是音乐性节奏,它是一切音响(含语音)在单位时间的有序停顿与起伏所造成的延绵性听觉美感。这既是诗从原始图腾、祭祀歌舞的混沌母腹带来的、不曾被岁月抹去的胎记,也是朱光潜认同诗、乐、舞原初“同源”的美学标记。(11)当《诗论》第一章“诗的起源”,特标明“《诗经》的‘颂’原训‘舞容’”,以及“《风》、《雅》、《颂》以音别”,(12)其动机亦在说明古汉诗律的根是节奏,而源头也可上溯到原始歌舞。只是“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13)罢了。中西诗律,莫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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