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学界长期流行的“散文晚于诗歌”论、“散文概念源于西方”或“始于南宋罗大经”说，以逻辑推理与历史实证的方法，重作考论，提出了一反旧说的新观点、新结论。文章首先根据黑格尔“前艺术”说与文学发生学原理探讨散文的发生，论述散文的始源形态，在指出旧说不科学的同时，论证了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其次从语法学、辞源学、历史文献学等多种角度，考绎辨析并立体描述了散文概念的生成轨迹，进而指出，散文概念诞生于公元12世纪中叶的中国，是由南宋前期的著名学者和文章家周必大、朱熹、吕祖谦诸人率先提出的。新结论对于散文发展史、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史诸领域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散文的起源与散文概念的生成是散文研究领域内亟待深入探讨的两个学术问题。长期以来，“散文晚于诗歌”论、“散文概念源于西方”或“始于南宋罗大经”说，一直流播于学界，影响甚广。然而，深入思索则不能不生疑窦。为此，笔者重作考论，冀能寻绎较为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结论，以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 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史研究中，迄今许多文学史家都认为：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诗歌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样式。这种观点在中国不仅极为流行，而且向无异议。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史著述，凡谈及这一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守着这条法则式的成说，它似乎已成为一条不可移易的公理。建国后出版的影响甚大、流传颇广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也都笃信不疑地贯彻着这种观点。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1]该书在三章一节谈及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时，还重申了“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亦云：“在文学部门里，歌谣产生最早，文字产生之前就有了歌谣。”[3]由南京大学等十三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称：“原始社会的诗歌是人类文学最早的样式”[4]。宁大年主编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中国文学史》谓：“劳动歌谣是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5]，“散文是实用性最强的文学样式，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后”[6]。……诸如此类，递相祖述，不胜枚举。在这些著述中，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连语言亦极相似。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诗、文发生先后问题上，着笔十分谨慎，抑或有意避开，故无明确说明诗歌早于散文的字样。但在章节安排和行文中依然体现了这种观点。其封建社会以前文学的首章首节“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起源”突出了“口头歌谣”，而在第二章“书写文学的萌芽和散文的开端”将《尚书》作为第一部散文集，给读者留下的整体印象依然是诗歌早于散文，诗的始源形态是口头创作，而散文则必须是在有了文字之后方能出现。 另外，诗歌早于散文，或者说散文晚于诗歌，这种观点在一些普及性的著述中亦颇为流行。诸如吴调公《文学分类的基本常识》说“诗歌是最早出现的文体”[7]，赵润峰《文学知识大观》说诗歌“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出现最早”[8]，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的《中华文化百科全书》第十册说“最初之文学为诗歌”等等，无一不立足于散文的产生晚于诗这一成说。 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如此普遍地见之于众多的著述中，为许多文学史家和学者所接受、沿袭并广为传播，其科学性、正确性似乎不容置疑。然而，当我们不囿于成说，重新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进行冷静、客观、历史、逻辑地深入思索，并返视这一观点时，则又不能不产生疑问。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莫·卜冈在其《艺术形态学》一书中即曾指出： 诗歌早于散文是一件确凿不移的历史事实。不过，这好像是奇怪的和不足信的——因为原始人像我和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用散文讲话；他怎么会为了艺术认识的目的，舍弃对这种散文语言的简单的、似乎是如此自然的运用，而开始编制比散文语言结构复杂得多的诗歌语言结构呢？[9]可惜卡冈只是提出了怀疑而未能进一步深究并展开论述，但这已经足可引起学人的反思！ “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称“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这种粗看似乎合理而细想并非科学的论断，实际上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违反逻辑常识，欠缺客观、公正、严密和准确。约而言之，其误有三：一是混淆了口头创作与书面创作的界限；二是忽略了散文口头创作的始源形态；三是衡鉴诗歌、散文发生的标准不统一，谈诗以口头创作为据，说文则转以文字创作为准。 散文和诗歌均隶属于文字。文学“就是人类的言语”[10]，是人类语言的艺术。它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发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自从人类有了语言，也就开始有了文学，所谓“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11]的观点，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文学的产生并不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中国文学在其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12]。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当然只能是口头创作的文学、口耳相传的文学。黑格尔称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为“前艺术”，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学的“始源形态”。人类自有文字之后，便有了书面语言。伴随着语言之口头与书面的区分，文学则有了口头与文本的分别。探讨文学的发生，探讨文学各类文体的始源，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前提条件。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探讨诗歌的产生是从口头创作时期寻找源头，研究散文的产生则转而依据文字产生之后的文本资料，故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格·尼·波斯彼洛夫在他的《文学原理》第十章“文学的体裁”中，曾批评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首章“远古诗歌的混合性和文学种类分化的开始”，“只把有韵律的口头歌谣作品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和作结论的根据，故意不提所有古代的口头散文作品（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13]。“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与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使用的方法正是同一套路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