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的对立景观 一九九三年，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解构理论等诸种“后学”形成学界一时的热闹景观；一九九四年，一场始料未及的“人文精神讨论”几波及全国；一九九五年，大小不一的论辩不时掀起波澜。这其间，还不时冒出文学界的种种“新”话题：“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新都市小说”、“新市民小说”……于是有论者说：一个多元时代已经来临了。 显然，这是一种旁观者的现象学描述。但上述种种讨论、论争的内部倒的确有一种“多元论”的声音。 纵观学界近几年引起激烈争论的诸种话题，我们在参加者身上都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姿态：一种是自称“多元论”者，认为在这个元话语已被解构的时代，不应该再有什么中心话语存在并对其他话语品头论足，所谓中心对边缘的“启蒙”或霸权统治应该结束，一种多元话语并存狂欢的当下状态方是唯一可行的，因而，他们反对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元”、一种价值裁判标准来大加张扬，而提倡“宽容”；另一种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则认为：上述论者貌似“多元”，其实是“多而不元”，以所谓的“后知识分子”文化立场，取一种价值观望、中止价值判断的姿态，实即抽空了人类生存应有的意义根基，因而这些论者应对当下的文化价值混乱局面负一定责任。有鉴于此，这批倾向于人文主义选择的学者坚决倡导“不宽容”，主张以堂吉诃德式的姿态，高高举起价值批判的长矛，介入当下。 很显然，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多元主义，而在于要什么样的多元主义。带“后”立场倾向的学者坚持一种无边的多元论，这种论点的一个典型伦理学例子是：人“怎么活都行”；而倾向于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则坚决抵制这种无边的所谓“多元狂欢”，他们意欲为人的存在意义提供某些根基，从而使一种超越性或曰“人性的”、反物化的生存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人方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活法”，价值文化方可以“多元。” 我们或许可以用“相对主义——客观主义”的对立来描述上述论争。相对主义者否认有任何能起裁定作用的普遍标准，根据它们，人们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一当争论发生时就可以向之求救；而客观主义则坚持认为存在某种不容取消的普遍法则，它们是我们生存的根基。在此，将“多元论者”归为相对主义，将人文主义者（及其同志）归为客观主义，大致是吻合的。两种立场都有其被对方严加痛斥的后果：在相对主义看来，客观主义极易走向绝对主义甚至独断论；而在客观主义者看来，相对主义一不小心便会成为庸俗实用主义、极端主观主义及虚无主义的代名词。而且，相对主义还难逃其自身悖论的陷阱：当他宣称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普遍法则）时，他其实正在以一种独断论的方式坚持一个“绝对真理”，因而，相对主义必然会破坏自身。这也是为什么人文主义者们要指责“多元论者”“多”而不“元”的缘故——因为，作为一个理论话语“元”，即意味着对某种理论立场的坚守，而“多元论者”为自身相对主义的逻辑悖论所困，往往做不到此点，他们的典型立场是如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处于不断的“游走”当中。 但是，对人文主义者的另一种潜在心理学攻击在我看来也是一时难以反驳的：“多元论者”坚持批评人文主义者仍想以大众启蒙者、讲坛教师、教堂布道牧师身份自居，害怕失去曾经拥有过的精神导师的文化优越位置。这种批评隐晦性地道出了人文主义者的某些要害。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是文化启蒙者，而是如某些人文主义者有时也自白的那样，一方面，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他们有种传统性的文化精英主义情结，因而极易沉醉在一种献身、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虚幻悲壮感中；另一方面，面对道德沦丧的时代现状，他们还有种道德英雄主义的救世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将自己一厢情愿（这个词用在这里并无贬意）视作了社会的良知代表。批评者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嘲笑着问：你们的合法性依据呢？而众所周知：合法性存在危机乃是当今人文主义所遭遇到的一个世界性困境。 两种争论各执一端，互不相让，甚至在局部演化为谩骂与人身攻击。和事佬式的调和论努力不仅苍白无力，而且还被证明必将失败。那么，我们是被迫在二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吗？还是可能存在“第三者角度”，由它我们能够超越此一对立呢？ 我必须承认：这种试图超越现有对立的努力，于我进行得非常艰难。我战战兢兢，怀着不无怀疑的心情，写下我的尝试性思考。 二、元话语的历史反思 “多元论者”或者相对主义者攻击最力的一个对象便是“元话语”，对此人文主义者也似乎常常不敢多加辩驳。元话语的灭亡似已是大势所趋了。 然而，有两种元话语需要加以区别。 一种是意识形态化的元话语，其功能是霸权性统治，以维护统一的话语秩序。它的合法性来自统治的合法性，来自“钦定”之类的不可质疑、不可反抗的发送者，在古代它与皇权相连，每一登基的新皇帝在为自己的统治进行合法化运动同时，也在合法化一套与之相连的统治性元话语。在中国，儒家封建伦理文化是被意识形态化的元话语，因而新任天子的朝天仪式总与祭孔仪式相连——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运动便是这样与意识形态化元话语的合法化运动融为一体。在现代，意识形态化的元话语合法性可从两个方向获得支持：一是传统，有利于统治的元话语被统治者们代代相传了下来，成为民众被驯化的无意识中毋须再加以论证的传统，它们中的可资利用部份被现代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吸收了过来；再一是“法”，法的合法性不在天，不在神，亦不在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在于业已合法化的统治本身。 这种元话语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利于统治并相对稳定的现存秩序，为此它使自身变为貌似神圣不可侵犯。在其所统治的领域，它是天然的、不可质疑的唯一话语行为裁决者，是整个社会行为的规范和准则。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元话语，以原罪和彼岸救赎为两大支柱，规范、维护着人间统治（其形式是与此功能相一致的一神教），并法定地成为其它话语的源头、本体论。而启蒙运动之后，神／人对立转化为人／人对立，取代神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元话语位置的是人本主义的理性至上主义，理性成为对人的最高褒扬，各种人文学科亦在此基础上发生重大转折，蓬勃发展。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无疑是对人的一次极大解放，然而，当它越来越适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演变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从而意识形态化，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合法统治的一个新神话时，它的霸权性和独断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当今西方频受攻击日渐式微的人文主义传统，与此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面对日渐僵化、冷漠的理性神话，人类需要再度解放自己。因而，西方近一百年历史中所涌现的种种反理性主义思潮，以及近几十年来种种更为极端的后现代理论，均有其反主流、反现实、反意识形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