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13 康德(Immanuel Kant)对启蒙的回答不仅是18世纪政治哲学的最强音，而且是西方现代思想史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什么是启蒙》一文所言，康德于1784年发表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或许是一个简短的文本。但它对我来说似乎标志着进入一个问题的思想史的合适路径，这个问题现代哲学一直无法回答，但也从未设法摆脱”[1](P425)。他甚至认为，“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一直在尽力试图回答两百年前非常贸然地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P425)。学术界对康德启蒙思想的研究一般基于哲学和政治学视角，本文则采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传播及美学理论对其进行关照，揭示出麦克卢汉理论对康德启蒙的价值。全文分为三部分进行论述。首先，康德启蒙的未完成状态不仅由于启蒙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还应从康德启蒙理论自身寻找原因；其次，康德启蒙理论的自身问题在于它具有作为印刷时代意识形态特征的视觉性、世俗性和技术性。这导致启蒙出现视觉性局限、世俗性悖论和技术性困难。最后，麦克卢汉所揭示的电子文化的听觉性、神圣性和技艺性将是挽救启蒙的希望，麦克卢汉将对康德启蒙进行电子时代的延伸。 一、康德启蒙的延宕 众所周知，康德认为启蒙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那么他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启蒙问题产生的原因，即大多数人何以“不成熟”；第二，启蒙问题如何解决，即如何让人“成熟”。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这两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受到思想界的高度评价。然而遗憾的是，康德对启蒙问题如此精彩的论述，似乎并没有达到解决启蒙问题的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延宕。从理论层面看，如何使大众“从不成熟到成熟”还是作为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在康德之后。从实践来看情况更不容乐观。康德在文中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然而二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而非“启蒙了的时代”。为何启蒙实践如此缓慢？对此康德的解释是：启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即他所说的“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2](P24)。安德里亚斯·里姆(Andreas Riem)在其《论启蒙：它危害和能够危害国家和宗教吗？或者一般而论就具有危害性？君主、政治家和神职人员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词》一文中，也强调“如果启蒙在于按照纯粹真理的原则来辩护概念，那么，不论是谁，只要他对启蒙设定了限度，就是一个罪犯。启蒙将它的规则扩展得越远，它就使国家及其统治者越幸福”[3](P182)。确实，思想方式的变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没有思想方式的变革的暴力革命并不足以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已经验证了这一点。然而除此之外，难道康德启蒙的自身逻辑就没有令其延宕的理由吗？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恰在康德启蒙自身。作为印刷时代的意识形态，康德启蒙呈现出麦克卢汉所谓视觉性、世俗性与技术性特征。这些启蒙意识形态所不能摆脱的文化特征导致启蒙的困境：视觉性导致了康德启蒙的局限、世俗性导致了康德启蒙的悖论、技术性导致了康德启蒙的困难。 二、康德启蒙的困境 (一)康德启蒙的视觉性局限 从词源来看，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根为“light”，即名词的“光”和动词的“照亮”。词汇的生成已经展现了词汇创造者的一个共识，即启蒙是一个视觉性活动。对这一视觉活动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启蒙是用“理性之光”去照耀“黑暗的中世纪”。此偏见的问题有二。首先，“黑暗的中世纪”已经被学术界所否定。中世纪所进行的数学研究尤其是逻辑研究，被认为是近代科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中世纪在人文领域的成就则体现在九世纪出现的小文艺复兴运动。其次，“理性之光”也十分可疑。按照基督教的话语逻辑，“光”属于上帝，不属于凡人。“理性之光”的说法隐藏着启蒙时代凡人对于上帝力量的盗取。然而上帝因为无所不能，所以他的光才能普照而无遗漏。凡人有其自身的局限，所以凡人的光只能是有限的照射(康德自己就对人认识的局限性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启蒙视觉性的局限性就在这里：因为是凡人的理性，是光的有限照射，所以不可能出现遍查不漏的情况。也就是说，“理性之光”照耀的有限性不是理性本身完善与否或如何照射的问题，而是由“理性之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康德的启蒙理论同样具有视觉性。文章开头，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启蒙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学界一般把阐释重点放在“勇气”。但我认为“勇气”正如同胡塞尔的先验意识一样只是内在的力量，要完成自身必须有所指向。这一指向就是康德所说的“运用”，即大众可以用自己的“理智之光”去“照射”。对大众“理智之光”的强调正是康德启蒙视觉性的证明。当然也如上文所说，这样的“理智之光”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完善。如果说康德“启蒙了的”标志是大众能够使用理性遍查万物而无遗漏，那么只能发挥有限理性的大众永远不会达到康德所希望的“启蒙了的”状态。 (二)康德启蒙的世俗性悖论 启蒙运动本来就是一场世俗化运动。世俗化相对的是宗教化，康德在文中反复强调了启蒙运动必然关涉的宗教问题。麦克卢汉对此也有精彩论述。他将神圣性和世俗性问题与“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游牧”和“定居”相联系考察。神圣性与“口头文学”和“游牧”相联系，世俗性与“书面文学”和“定居”相联系。以此观之，启蒙是一个典型世俗运动。因为其一，它是“书面文学”的。当时一流的思想家如康德、门德尔松、哈曼、默森、赖因霍尔德、威兰、克莱因、巴尔特等都纷纷撰文讨论启蒙问题。其二，它是“定居”的。这体现在启蒙发生的政治背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德国统一的呼声下激发大众对于日常政治事务的关心，莫过于使用“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样的口号了。康德启蒙的世俗性则更为明显。他继承了经院哲学家将“理性”与“信仰”相统一的思路，认为大众可以运用理性去对宗教事务进行判断。他“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2](P29-30)。康德认为宗教事务对大众而言最为重要。但结果问题是，康德讨论的大众不是已经信仰的人。因为如果是信仰者就不需要进行重新使用理性进行判断。康德的启蒙其实正是对这些不信仰的人的理性召唤。其结局可能有两个：其一，不信仰者变为信仰者；第二，不信仰者仍为不信仰者。如果是第一种结果，那么意味着大众运用理性能够理解信仰，会得到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大众运用理性的结果是与信仰相冲突，即今日所抨击的现代性缺陷。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可能是指向信仰，也可能走向其反面。这就是康德启蒙的世俗性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