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研究的发生学知识背景 华文文学研究委实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虽然已具雏型，但它的不成熟仍常遭遇人们的批评。华文学界的批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常见的被人指责的倾向，一种是脱离了对华人生存处境的体察的微观赏析，一些低水准的读后感沦为遭人耻笑的“弱智”文字；另一种是某些宏观整合的浩大工程，被人视为可疑的大杂烩。来自外界的批评不一定都正确，不过，华文文学研究确实也暴露出理论匮乏、批评模式陈旧和方法简陋等问题，需要业内人士反省。 如果回到华文文学研究的发生学知识背景，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无庸置疑，在诠释群体的形成和理论知识的建制上，华文文学研究从草创至今一直长期依附于现当代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派生与拓展。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看海外华文文学，有一种自明的合法性：因为华文文学从拓荒、播种到发展、壮大，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密切的关联有时表现为原生与派生的关系，有时则是共生互动的关系。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的国别性质，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及学术趣味，仍然影响和规约着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从“20世纪中国文学”到“20世纪华文文学”的推演，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观”到华文文学研究“一体化”的构想，都不难看出这种规约性和影响的直接和强大。当然，任何新学科在初创时期都可能具有或多或少的依附性或者寄生性，但是，对于华文学界而言，20年来的研究习惯于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台港文学研究的眼光，来观照一个事实上已逾出或部分逾出了前者视野之外的流散游牧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现象，这种知识背景的单一性已经局限了对华文文学丰富的美学和文化经验的观照视域。应该说，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在华文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起步阶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当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已经开始了一次次深化和转向，华文文学研究这门在不同程度上受其规约的新兴学科却显得有些被动和迟钝。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摆脱工具论文学观的掌控，“重返自身的文学”和“重返自身的文学理论”成为80年代以降文学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鲜明标志。文学的钟摆又一次从他律向自律回摆，自律的文学观必然产生一种纯文学的理念和审美的研究理路。最初的华文文学批评正是发生于这一知识语境中，于是，审美鉴赏分析就成为华文文学研究最常见的方式。至今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晚近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界，“文化研究”的兴盛正在逐渐消解80年代的“纯文学”理念，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范畴纷纷返回文学的文化研究之中。现当代文学界也受到冲击并发生相应的转换，但这一重要转向对华文文学研究似乎尚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华文文学研究显然跟不上当代文学理论转移的步伐，这一点可能颇为致命。华文学界或许并不缺乏对理论范式转换的学术敏感，人们也试图提出一些新的研究理念，却大多停止在理念上的呼吁而难以进入具体的阐释实践；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用“文化研究”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华文文学的研讨工作，但多数学人对华文文本的讨论仍是从一个普泛的纯美学的角度出发，采取传统的印象式分析方法，却忽视了华人生存的具体性，忽略了文学文本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因素或隐蔽或明显的复杂关系。世纪文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纯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的转向，为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创造了历史性契机。事实上台湾的相关研究就很快地把握了这个契机，比如对美国华人华裔文学的研究，在90年代前期就进行了大量的后殖民解读，文化属性意识（文化身份认同）等理论问题得到了许多具体扎实的论证分析。比较而言，大陆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却显得滞后而困难重重。原因何在？我想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作为一门学科，华文文学研究尚缺乏专业性的深度，究其因，理论资源与学术视域过于单一应必须正视。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流动不拘的文化现象，又是遍布全球形态多元的美学存在形式，正因此，她需要的是灵活的多元的研究方法，她更需要一种科际互动的开放视域，她迫切需要一些更为丰富有效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其中，笔者以为值得首先借鉴吸取的，是华人学研究的知识视野和专业素养。 华人学：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参照视野 所谓“华人学”即通常人们理解的华侨华人研究。而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移民生存经验和精神体验的感性化表现，是形塑族性记忆的重要文化想象场所，也是书写移民文化适应和文化新变的一种美学形式。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心自然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的华人华裔美学。因而，以离开中国母土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历史、经济、政治与生存文化经验等为研究对象的“华人学”理应成为华文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资源，华人学知识的普遍匮乏，势必影响和制约华文文学阐释的有效性和专业性。华人学的知识视野，意味着华人学界自觉地关注华人学的历史、吸收华人学的成果，将之带进华文文学研究中去。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这一视域的欠缺是明显的，这一点从华文文学评论的参考文献就可以窥见端倪——像王赓武、郑良树等重要的华人学专家的论述却极少见诸于我们的参照视野。 从华人学的历史看，最早出现的华人研究理论是梁启超提出的“华侨殖民论”，与此同时，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华侨革命之母论”，与之相似的还有“华侨爱国论”和“华侨民族主义论”，这些论说在华侨华人研究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以中国为中心，把华侨华人的历史看成是中国历史的延伸，或者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相对忽略了华侨华人的在地处境和历史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了“多元社会论”(Theory of Plural Socity)或“多元经济论”(Theory of Plural Economy)，该理论诚然是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西方学者为保持该地区殖民地社会秩序而提出的，但对于现代多元社会协调和处理错综复杂的种族关系，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战后出现的“华侨社会阶级论”至今值得注意，它启示人们：华人社会并非一体化的构成，族群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因地缘政治、宗族关系、接受教育程度、资产占有等不同而带来的阶级或阶层差别。 以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为主要观照对象的华人学为例，战后华人学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形成了三股较大的学术思潮：二战结束后出现的“中华文化持续论”思潮(Persistence Theory)或“华侨不变论”，以珀塞尔为代表，强调华人社会和中华文化具有牢固的凝聚力以及不变的特殊本质；60年代盛行“华侨变动论”和“华人同化论”，以斯金纳为代表，在对土生华人做了详细考察之后，认为在华人基本完成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的情形下，“中国文化持续论”无异于一则神话，华人的前途和命运只能是被同化。萧玉灿的“同一民族论”和“华人同化论”是两个针锋相对的观念，“同一论”乐观地构想一种理想性的民族融合，而“同化论”则单方面要求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放弃自身的族性特质，自觉融化于所在国多数民族特性之中。事实上，操之过急只会激化民族矛盾与种姓冲突，上述两种观点都将现代社会里民族互动交融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在实践层面很难行得通。80年代以来，著名学者王赓武建立在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动态分析基础上的论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他对东南亚华人内部三大集团的结构分析被公认为符合事实、合情合理；以他为代表的华人研究学者既不再用静止的本质主义观点看待华人，也承认移民文化形态的复杂性与变动性；主张从华人切身的角度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因此他看到了变化中的华人认同的复杂性、多重性和长期性，他特别指出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多重认同说”，这已经得到了多数学者的共识。近期人学的主要任务偏重于更为务实的华人经济研究（注：以上有关华人学知识的梳理，参见周南京《海外华人历史理论初探》和丘立本《东南亚华人研究学术思潮的演变》等有关撰述，新加坡《南洋学报》1990/1991，第45/46合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