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范钦林 对话人：葛红兵 王世诚 姚新勇 王晓华 范钦林 时间：1996年4月16日 地点：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宿舍 主持人的话：20世纪文学发展已经进入尾声了，回眸整个的世纪文学，可以发现它始终充斥着一个命名与反命名的问题。命名，它可以推动文学的发展，但命名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制约文学的发展。这种情况我们从“五四”到40年代解放区文学，再到后来的17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因为任何一个命名其呈现与遮蔽都是同在的。就如一把双尖刃具，在刺向敌手时也可能危及自身。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命名到底在20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充当着怎样一种角色。或者我们就把这个讨论限制在命名的合法性与功能性这两个层面上。 葛红兵：我觉得文学的命名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每一个命名出来以后都有它的局限性，都丢失了其中的很多信息，如果没有命名，我们就无法来定义文学史，无法来表达我们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悖论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史写作研究以及认识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命名的历史意义，第二个是命名的理论意义，两者常常产生某种冲突。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当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纯粹理性的命名。命名在中国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说“五四”时期很多杂志的命名就很有意思，如《新青年》为自己命名为青年杂志，其实它是一本社会批判杂志。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青年是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希望依靠青年。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五四”时期其实面临两种文化的过渡即长老型文化向青春型文化的过渡。两种文化是对峙的。新青年这种命名是为了向长老型文化发动进攻，从长老型文化手中夺过这种话语控制。第一年以青年杂志命名，第二年又加一个“新”字。青年本身就是新，再加一个新，这种强调，我觉得这与“五四”时期进化论思想武器的运用，后来者新生者都是处于进化的较高环节上，更合理、更有益也更有权获得支持有关。所以进化论支持下的命名，都是以“新”“后来者”为手段就不奇怪了。正是这个“新”里面就包含了意识形态的考虑，争夺说话权的考虑。 王世诚：刚才葛红兵所说的正好反映出关于命名问题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命名的合法性它既不是来自于命名的对象，也不是来自于命名者自身，而是相反，它来自另外的东西。这里有一个他律现象，比如新青年，命名的合法性来自于西方进化论思潮，这个进化论思潮恰恰构成命名合法性的逻辑根据。但这只是命名合法性的一方面根源，随着命名历史的发展还会有另外的合法化的来源。 范钦林：“纯粹学理性命名”的提法很有意思，但对这个命题需要加以界说。什么是纯粹的学理性命名？一般看法可能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制约的专业性命名。这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都很难做到。从泛化的意义上讲每一个命名都处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制约之中，但只要这种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自由的意志，而不是一种外力的强加，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但这里讲的可能是指某种权力意志，在一个时期无可选择地施加影响于文学而造成了某种既成事实的文学现象，这种无可选择性并不是谁想摆脱就能摆脱的。一部分“审美”的文学史家感到痛苦的就是这种状况，他们批评文学的杂文化倾向的努力不仅显得偏颇，而且也显示出某种文学观念的保守性。 命名的合法性问题，则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谈的。王世诚刚才提到《新青年》的命名的合法性的逻辑根据来自于西方的进化论思潮，这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进化论”的合法性的逻辑根据是什么？我们的“五四”先贤后后来差不多又都抛弃了进化论，这又怎么说明，都值得重视。 葛红兵：“五四”时期命名的话语动力来源于西方，西方话语结构本身的逻辑性构成中国文学命名的基础，后来又经历了一些变化。我想说明一下西方“合法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路。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18世纪浪漫主义产生之后的文学史研究分期问题。“五四”有个奇怪现象，如鲁迅当时并不如后来的影响那么大，鲁迅写农村题材，写作方法比较暗淡，不能给人许多光亮。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为什么后来我们在文学史中会觉得鲁迅与现实主义的影响完全超过了当时的浪漫主义，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命名的问题。文学史的命名，当我们命名现实主义主潮时，实际上就是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霸权主义倾向。比如郁达夫，文革前期，新时期早期都把他当成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郁达夫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时期浪漫主义没有合法性，如果把郁达夫命名为浪漫主义作家就等于充实了浪漫主义阵营，文学史就没有权力来写郁达夫。 范钦林：郁达夫这个例子很好，这一方面显示了现实主义主潮的霸权主义倾向，当然这种霸权并不是主要来自于自身的知识——权力结构，而更多的来自于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学史家的“曲线救国”的权宜之术。不然象郁达夫这样一个作家，在某个时期就无法登上“文学史”的殿堂。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在两种所指上使用命名合法性这个能指，一是在“终极”合法性的意义上使用，一是在“现实”，合法性的意义上使用。在我看来，这两种所指具有很大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