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严复译《天演论》，人类学的知识便开始冲击和改造着二千年来自成体系的国学传统，并在思想界引发一场以“自强保种”为号召的轩然大波。本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大变革进程和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一大批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等西方著述被陆续译介引进到中国学坛，并直接催生了我国的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对文学批评格局乃至整个国学传统的改变和方法的革新均有重要意义。建国以后至80年代这段时间里，由于受非学术的干扰和闭关锁国状态的限制，对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西方学术思想和成果的关注与译介工作长时间陷入停顿并遭到抵制。思想解放运动以降，到8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学习、引进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又一次热潮。而且不论从规模、数量方面看，还是从吸收、消化的深度和普及程度上看，都比本世纪前半叶的那次西学东渐大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来说，人类学视角的引进成为原型批评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的生根开花结果的一项必要的知识准备。这种移植过来的批评模式连同其人类学知识背景一起，成为中西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世纪性会通的典型案例，并同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模式一起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武库，促进了文学研究方法同世界接轨的进程。 为了及时反映国际上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动向，以便为国内的相应研究提供参照，笔者1994年曾根据在国内搜集到的英文出版物，撰文评介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新进展，侧重谈了三种倾向，即原型视角的文学人类学、符号学视角的文学人类学和美学视角的人类学诗学[①]。当时以为这样的概括大致可反映这一领域的主要情况。然而时隔不到两年，当我于1996年6月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系统，键入“人类学／文学”两个主题词进行检索时，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屏幕上竟给出了209部相关的著作目录，其中有140部专著是1990—1996年间出版的。从作者的专业分布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融合的迹象十分明显。来自英语系、比较文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宗教学系等各个学科的作者，完全可以在没有多少交流障碍的前提下探讨共同关心的跨学科主题。鉴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这种分化、改组、沟通和重新整合的大趋势，可以预期下一世纪文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相形之下，我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其所面临的课题和问题都很多。关于它的研究现状，90年代以来不断有概观和总结性的论述问世[②]，这里仅就两个问题略陈己见。由于我国高校的文科专业设置在总体上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大体沿袭着本世纪初形成的学科和专业格局，即以文、史、哲、经为基本框架，根本没有文化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位置。建国前个别设有人类学系的大学（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这些年来也未能很好地发展，且偏重在体质人类学方面。这就导致了我们知识结构、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空缺。与在大学教育中普遍设有人类学科系的西方知识界相比，我们从事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就显得基础薄弱，先天不足。尽管80年代以来有相当一批欧美的人类学著作和教科书相继翻译过来，但由于得不到学科建制上的保证，近年来尝试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没有受过人类学的严格科班训练，只是凭个人兴趣和业余的专业自修，而自发地借鉴人类学和比较文化的知识从事文学研究的。虽然他们的可贵探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对于变革整个文学研究的传统格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毕竟还处于民间的“弱势话语”地位，在学科定位、课题设制、经费申报、研究生培养诸方面都没有切实的支持和保障，因而很容易招来以下两方面的误解：人类学科班出身的人会瞧不起，以为是野狐禅一类的瞎闹；坚守文艺学传统研究范式的人又会认为太出格，标新立异或生搬硬套。在这种相当不利的境况下，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只有加倍努力，从人类学知识的积累和方法的训练上，从本土材料的掌握、训诂学文献学基本功修养上，都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寻找最佳的结合部与切入点，拿出既富有创新精神、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实际成果，才能在学术变迁的大潮流中站稳脚跟，起到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作用。 要使自己的研究能有较高的起点，一个重要前提是掌握本领域的基本文献和新材料新信息。这方面我们的译介工作还远远跟不上需要。人类学的经典文献有中译本的并不多，像弗雷泽的十多部著作，除《金枝》外，国内学者几乎看不到。再如艾利亚德、约瑟夫·坎贝尔、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吉泽·若海姆等大批在国际学坛享有盛名的开宗立派者，也大都未能译介过来，更不用说80、90年代以来以吉尔茨和詹母斯·克里福德为代表的文化描写学派的新成果了。不改变这种相对的隔膜闭塞状态，要我们本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有长足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学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与文艺学交叉的产物，它毕竟不能像文化人类学那样以田野作业为中心。文学现象虽然可以从田野的“活性态”去考察，但更普遍的存在方式还是书写的文本。如何处理好田野作业与文本作业之间的关系，是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方法论课题。过去由于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化一直处于西方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主流之外。今后这种状况必将大有改观，56个民族的活态文化为人类学者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活动空间。而田野作业的发展又为文本作业——以案头的文献为直接对象的文化研究或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解读视野和新的参照材料。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从事文学人类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的两支力量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二者之间沟通互补的前景甚为可观，相信新成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会能够不辱使命，在协调中西、内外、古今、主流与支流、弱势话语与强势话语方面做出贡献。从人类学发展的新动向看，受后殖民理论的“权力话语”、“他者”等观念的影响，对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田野作业成为一统天下的人类学格局的批判性反思正方兴未艾。与此相应，在整个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被讥讽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喻指没有田野作业经验）的弗雷泽的比较主义研究方法，也开始得到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如曼革纳若所指出：“田野作业者单一的叙述视点不可避免地会包摄所有‘他者’的声音，形成‘独霸话语’”，而将文本当作田野的弗雷泽比马林诺夫斯基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能保持多元文化的多声部的“互文性”[③]。此外，曼革纳若的《现代主义人类学：从田野到文本》、泰特罗的《本文人类学》等一批新著的问世，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理论上的变化。倘若我们能够将长久以来的文本与田野之间的张力转化为动力，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建构便可找到有益的契机。 注释： ①《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述评》，《文艺研究》1995年，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