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0)04-0056-05 王实味问题终于平反了，整个案件经历了从1942年到1992年长达半个世纪之遥的历程，王实味虽然昭雪，但案件本身留给我们的深思和反省则当是永远的。 一、丁玲、王实味等在延安倡导的救亡、启蒙的文学思潮 王实味的问题，起初应该仅仅是一个文艺思想问题。中国新文学从20年代末倡导左翼文学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高张民族的大众的革命文学大旗，特别是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强调歌颂光明、歌颂英雄人物已蔚然成风，初步形成了工农兵文学的主潮。这实际上，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理论概括的基础。 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来自上海的亭子间。他们曾经是反帝反封，要求民主自由的先进青年，在文学上，深受五四文学启蒙意识、民族批判精神的影响。当他们满怀激情奔赴延安时，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一动听的歌词的深层含义并不十分理解，因而对延安艰苦的环境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况且，延安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在文化修养、兴趣爱好、性格习性方面又与他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作为延安文艺界的领导，《解放日报》主编的丁玲，自然能坚定地按照党的政策积极为抗战，救亡运动而呐喊，以发挥文学的功能，为民族的救亡运动唱赞歌；另一方面，丁玲作为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影响而崭露头角的著名女作家，她仍肩负启蒙思想的重任，在解放区力图倡导救亡启蒙双重文学新潮，以自己的作品揭露抨击革命队伍内部的陈腐、消极的思想意识，从而展现出对现实更真实更深刻的独到描写。 丁玲当时认为：“现在这一时代仍然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暗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的自由都没有……即使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世界是相连结的。而我们却只说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她还说：“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我们需要杂文》，见《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5日）上文中，丁玲所说的“这里”自然指的是解放区，她认为解放区同样与旧中国、与几千年封建恶习的土壤有着联系，因此不可讳疾忌医，而“更需要督促、监视”，否则仍会让懒惰和怯弱这类国民的弱点滋生发展。 由此，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既表现“救亡”的主题，又注重启蒙思想的传播，在丁玲的影响下，解放区基本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思潮，于是他们抱着热忱之心，以昔日在国统区那样勇猛的批判精神，在歌颂光明的同时，也揭露阴暗面，高张救亡图存、思想启蒙两面大旗，触及一切人的灵魂，争取言论自由和人格、人权平等。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丁玲写出了杂文《三八节有感》，小说《在医院中时》；另外，还有一批作家也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创作。比如，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王实味的《硬骨头与软骨病》，《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都属于这一思潮孕育出的作品。王实味则是这一文学思潮的突出代表。 他们的作品针砭延安存在的问题，犹如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整个延安炸开了锅。 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主潮以何等的努力才争得正宗地位，而延续到解放区文学时期更有所发展。这种一统独尊地位的取得是经过血的洗礼换来的，要冲击它，要对它说“不”，谈何容易！ 其实，从丁玲、艾青、王实味等来说，他们的用意和出发点无非是为了发扬“五四”文学的传统，为了推进新文学的发展，似乎并非存在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思。毛泽东在谈到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时也说：“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是，到延安文艺界开展文艺界整风运动后，丁玲、艾青、罗烽等都作了自我批评，转变了立场，而王实味因被诬为“托派分子”，加之不愿作自我批评等等复杂原因，受到多次批判，最后冤死于山西蔡家窑。 王实味冤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最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这一文学思潮的突出代表，他的这篇杂文正是反映了以上内容。 应该说，丁玲等倡导的这股文艺新潮对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工农兵文学主潮，无疑是一个补充和丰富，它将促进整个新文学健康而完满地发展。但是，这一文学新潮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问题。倡导者们对这一敏感问题是早有考虑的，丁玲对这种关系的处理说：“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方向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为问题的。因为这黑暗一定有其来因去果，不特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此而更彰。”王实味对此与丁玲有十分相似的见解，他说：“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他还以宽大的胸怀指出不要怕被国民党利用：“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可见，他们对歌颂与暴露的实质关系是有正确的认识的。王实味的这些认识都写在《野百合花》一文中，为什么当时只看到了他对延安阴暗面揭露的那些具体文字，而看不到他写这些文字的指导思想和良苦用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