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学期刊的媒介环境和文学环境都产生了明显变化。在“十七年”和新时期初期，文学期刊是推动文学思潮的重要力量。从“新华颂”到“百花文学”，从“干预现实”到工农兵写作，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步调一致，联袂上演紧跟潮流的时代合唱。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期刊以自身的办刊实践把握现实脉动，成为推动思想解放进程的生力军。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期刊开始追寻主体性，探索个性化的办刊路线，期刊格局从步调一致向“多点开花”过渡。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到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新生代”“60年代出生作家”到“70后”“80后”，期刊策划深度介入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其中既有开风气之先的文学创新，推出了一代代新作家和一批批具有新质的好作品；也不乏随波逐流的迎合、过度的炒作，催生出速朽的文学泡沫。值得肯定的是，那些坚守独立艺术信念的作家、批评家与期刊编辑特立独行的精神探索，不断突破陈旧的文学观念的束缚，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可能性。文学期刊作为发表原创作品的主要阵地，不仅是展示文学发展最新动向的文化窗口，而且是培养新作家、孕育新思维的精神土壤。20世纪末，随着网络媒介的崛起和纸质媒介的边缘化，文学期刊对阅读风尚和文学思潮的引领作用有所弱化，但依然使用其擅长的方式影响以纸质媒体为主阵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譬如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潮流就是由文学期刊发起并在期刊平台展开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突出表现为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促动与领航作用。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文学期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显赫地位，但其作用与贡献依然不可低估。 一、潮流的引领者 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的时空内形成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潮流，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互呼应。学术界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各有侧重，有些侧重研究社会文化思潮，有些侧重研究文学创作潮流，还有一些侧重研究文艺理论和文学思想潮流。文学思潮较为复杂，既受到社会文化思潮的外部影响，又深入影响文学内部的美学观念与艺术趣味，是文艺思想潮流和文学创作潮流的结合体。文学思潮不是个别、边缘、偶发的文学现象，而是具有辐射性、谱系性、延续性的文学发展趋势。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学群体相近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认同，是支撑文学思潮的精神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思潮就是一种特殊背景下的同向合力，要聚集这种合力，需要借助依托平台和精神纽带。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外部力量不仅会塑造文学思潮的基本面貌，而且外部力量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的内部需求构成既冲突又融合的动态关系，外部的律令会内化为文学主体的自我规范。文学社团、文学流派都可能扮演文学思潮的推手，更不应忽略的是文学期刊。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发挥了重要的聚合作用，既是新作展示平台，又是培养文学新人的孵化器。现代文学的社团大都以期刊为纽带，语丝派、新月派、七月派是由期刊催生的文学流派，而《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更是文学思潮或文化思潮的发源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1951年，“百花时代”的1956-1957年，新时期初期的1978-1981年，这三个时段新的文学期刊蓬勃生长，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三次创刊潮，改变了原先的文学格局，给当代文学带来充沛的活力。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在这三次创刊潮中诞生，这实在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一方面是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另一方面是新作家、新作品集中涌现，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开辟新风的文学潮流。期刊的多样化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审美元素，各种文体都有施展空间，拓宽了审美探索的道路，激发了文学文体缤纷多彩的发展态势。譬如《诗刊》《星星》等诗歌刊物都问世于百花时代的创刊潮，而《读书》《散文》《随笔》等代表性的散文随笔期刊都兴办于新时期初期的创刊潮。这些单一文体刊物的出现，使得文体发展更为均衡，诗歌、散文在固定的园地中可以更为自由地生长，而不是在综合文体刊物中扮演小说的配角。文学创作要更广泛、更有效、更持久地产生影响，必须借助媒体的平台，否则只能在寂静中开放和凋零。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充满生机的文学媒介，很难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也很难有健康的文学生态。《当代》编者认为：“《当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办起来的，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成果。”①确实，新时期初期文学期刊的创刊潮是思想解放在文学出版领域结出的硕果，而新办的文学刊物又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化。传播接受中的碰撞、共鸣与回应激活了文学场域，作家、批评家、普通读者之间的多向互动机制是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思潮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期刊无法决定当代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发挥的往往是顺应时势的推动作用。就历史演变而言，“十七年”文学期刊更多被社会政治潮流驱动，文学思潮往往是社会政治潮流的一个侧面，其发生、发展的轨迹与政治潮流同步。在“十七年”时期，《文艺报》第一时间传达面向文学的政治动向，发布最新的文学政策，解读文学导向的变化，对文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文艺报》是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风向标。《人民文学》作为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既是期刊样板和规则制定者，又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编者一旦认错路标偏离方向，后果非常严重，秦兆阳的浮沉就是典型例证。《朝霞》确立并维护“文革”公开文学的写作法则，《人民文学》则推动了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思想解放进程，《今天》为朦胧诗的生长提供了抱团取暖的空间，《上海文学》《作家》是寻根文学的弄潮儿，《收获》以锦衣夜行的方式扶持新潮小说，《钟山》为新写实小说摇旗呐喊，《钟山》《作家》《山花》《大家》以“联网四重奏”培育新生代小说，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期刊催生文学思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