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宣布“文学帝国主义”或许为时过早，但文学理论的超学科“旅行”或其“帝国化”态势赫赫在目：在英美语境，顺应此帝国化大潮，“文学理论”卸除“文学”，而径以“理论”自居：它内涵“文学”，又远远超越“文学”。1972年，著名批评史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在为《20世纪文学批评读本》作序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批评不仅是理解和赏析文学文本的辅助工具库，而且也是一个急剧增长的、有自身存在理由的知识体。”1987年，在编定《现代批评与理论读本》时，他认为，他先前的这一断语“已经在最近15年中为理论的爆炸所特别地证实”。又一个15年过去了，此一“帝国化”大势仍然是所向披摩。 这里需要确认的是，文学理论的帝国化进程，并不是文学为其他学科所淹没、所吞食、所充塞，因而如我们庸常所忧虑的“失语症”、“空虚化”或“去势”等；相反，文学是帝国化运动的发动者、推动者，它远征其他学科，重整其他学科，成为如“哲学王”一类的“文学王”。 “文学理论”去“文学”的“理论化”遭到来自信守“文学”传统的专门家的阻击，他们坚信，文学理论乃“文学”之“理论”，从来如此，且应当如此：虽然“文学理论”不是“文学”，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但它在起源上归属于文学一族，并最终还须回到或者面向文学，为文学所用，所检验，所充盈和更新。这是“好”的文学理论。再有，那少数走极端者，他们多半是文学创作者，则干脆要将“理论”从“文学”中铲除出去，因为事实是，理论培养不出诗人，学问养不出作家，文学教育的作用也因此屡遭质疑。 诚然，评骘一种文学理论，其优其劣，其必要性，其合法性，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看它是否于文学的创作、阅读和研究有益，有无促进性和启示性功能。但是我想郑重地说，这只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界定、一种理解，即要求“文学理论”发挥“文学”“份”内的功能，此外——这“此外”或将演变成“主要”，“文学理论”也完全可以越出其“份”而外向地发挥其功能：渊源于文学，却指向文学之外，之外的学科、之外的社会。简言之，“文学理论”可为“文学”之用，亦可为“非文学”之用。 这决非什么非“分”之想。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品味会形成一种审美情愫，一种文学意识，最后一种理论形态，它来自于文学，但已然显出为一个独立于文学的思想文本，就像文学源于现实而又不等于现实，它能够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于文学作品而是一完整之生命体。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它虽然与现实隔着创作一层，但也间接地反映着现实，它本身堪称一精神现实，这里就不提文论家作为社会人对其理论与社会之连接的根本保证，也不去说文论家在人性上的天赋美感，它不假外求而自有。文学理论一旦其作为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她就有权力向她之外的现实讲话，并与之对话。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也可以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学”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言。这不是僭越，而是其职责，是文学理论作为美学、作为哲学的社会职责。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于文学和艺术的浸润而萌生的审美立场或美学经常被作为社会批判的哲学。例如，在席勒那里，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在本雅明那里，其得之于文学艺术的美学成为对抗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异化现象的最隐秘的和最后的一道防线。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受启发于语言（索绪尔），尤其是文学语言的“言不尽意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取向，如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少数话语、后殖民等。后现代主义文学，汲取过后现代主义思想，而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也直接启发了当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并席卷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文论并不因其部分地疏离于文学之外而在价值上有所折扣。或许它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迂回地作用于文学。 文学理论或美学之所以能够远离其起源而做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这是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像“存在”(Sein)一样意味着被发送出去，那被发送之物就是形而上学之玄远或渐远的本体，即被发送就是被发送之物的本体化过程。从德里达的《文字学》、利奥塔的《话语，形象》以及克里丝蒂瓦的《诗性语言的革命》等后结构主义杰作里，我们隐约看见了文学或诗及其理论之被发送的过程以及因而作为元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趋于现实的可能性。鉴此，“文学”与“理论”那旷日持久的对峙，其意义则仅限于小小的文学疆域，即“理论”是否有益于“文学”，而一旦“文论”证明其自身可不再囿于文学之内而侵越地向其他领域施展效能，那么这对峙便涣然冰释。 文学理论在中国古典传统中主要表现为诗论。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悟出的不落言筌或形诸文字的“真意”，一方面将是于“诗”有补的审美立场，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于“事”有补的人生态度？审美—人生既是美学的梦想，也是人生的境界。虽然我们无法在本源上推原孔子“吾与点也”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否得之于其学诗删诗的诗学心得，庄子的通达洒脱与其诗学修炼有无内在关联，从本质上看与其哲学人生观同质同构的惟有诗、文学和其他一切艺术活动。柏拉图曾以哲学排挤诗，原因在于他没有看到诗与哲学的同质同构；是亚里士多德复现了诗的哲学性，即对个别的普遍性，对现象的超越性。 把诗论诗学或文学理论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的品格将绝对是文学理论的大解放。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推促它驶出小桥流水、向生活的大海破浪远航。美学的繁荣从来不是或不仅仅是应文艺技术革新之急需；站在中外美学塔尖上的人物往往不是那些职业的、其志趣只在文艺之内的美学家。90年代以来美学在文化研究中的复兴再次昭示了非美学的美学的前景。而文学理论的当代复兴肯定也有赖于将自身提升为一种哲学，并找出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此关系中一展身手。向外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有往昔的峥嵘，也一样有未来的光彩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