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09 讨论作品的道德意图，在21世纪似乎有些过时；钻研文学虚构又难免坠入语言迷宫甚至钻到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而现实主义作品更不属于当下时髦话题——然而伊格尔顿(Eagleton)就是这么“任性”——在新世纪出版的多部著作中[如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How to Read a Poem(2007)，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2003)]，他花费了大量篇幅把这三个关键词汇集到一起，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深刻洞见？有什么现实价值？他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如果回到古希腊，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甚至伦理学传统当中，我们就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伊格尔顿这位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源头。 一、从摹仿到虚构 在文论研究中，摹仿和虚构这两个关键词向来备受研究者们青睐，特里·伊格尔顿也不例外，此前曾有人探讨了他在《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一书中对于“虚构”与现实之关系的看法，并初步谈及伊格尔顿所理解的奥斯汀(J.L.Austin)言语行为理论[1]。而在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事件》第四章《虚构的本质》中，他举例说：儿童的说谎、幻想、言语能力、摹仿(mimesis)以及假扮(make-believe)并非认知偏差，它们恰恰就是成人知识与行为的发源地[2](P30)。就摹仿(mimesis)来说，在某个特定的社交生活仪式当中出生，摹仿(miming)其特定的风格做派，直至它们成为自然而然的东西，经过这个过程，儿童将学会如何思考、感受并行动……摹仿(mimesis)与人的实在性(human reality)密不可分[2](P30)。咿呀学语的孩童通过想象并摹仿成人的行为与言语实现了成长，摹仿虽为假扮，可它影响了现实，可以“弄假成真”；剧本虽为虚构，演戏虽为模拟，我们却要用“逼真”来评价它。所以，伊格尔顿说：“既在做一件事情，同时又在假装完成它，这是有可能的。孩童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假扮游戏中出戏入戏，此事提醒我们，事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其实微乎其微。”[2](P113-114)也就是说，儿童的摹仿打破了事实和幻想之间的界限，假装、幻想、虚构、模拟……这些词本身就蕴含着某种行动的潜能，一旦付诸行动，便会产生实际效果。伊格尔顿指出，在文学里，“某个文本可能在同一时刻既是事实，又是虚构”[2](P114)。为了引人入胜，作者要重组真实事件，这样事实就被虚构化了；为了某种实用目的，研究者会从《麦克白》当中寻找史料，这样虚构反而变成事实；作品的真实感源自于它符合主体经验或者认知水平；但即便是《史记》、《物种起源》，仍然不可能完整还原那个变动不居的真实世界……这样的话，何为事实？何为虚构？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提醒我们：从孩提时代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3](P47)。为了阐释人类为何拥有诗艺，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孩子的摹仿本能，这种能力不仅可以产生快感，而且可以获取知识，“求知不仅于哲学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人们乐于观看艺术形象，因为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3](P47)。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摹仿同时指向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与感性，求知和审美得到了统一。然而，按常理，知识对应于真实(事实)，真可以产生美，可当我们继续考察其《诗学》时却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但不排斥虚构，相反还有些赞赏的意味，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推崇荷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后者能“教诗人以合宜的方式讲述虚假之事”[3](P169)，亚里士多德甚至说：“如果诗人编排了不可能发生之事，这固然是个过错；但是，要是这么做能实现诗艺的目的，即能使诗的这一部分或其他部分产生更为惊人的效果，那么，这么做是对的。”[3](P177)这样的话，虚假(构)在什么意义上是“对的”呢？伊格尔顿在其《怎样读诗》(How to Read a Poem)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眼中的诗人“与历史学家不同，诗人不必拘泥于事物本来的样子。因为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无须紧扣历史事实，他们可以重新组织这些事实，这都是为了突出这些事实所体现出的道德意义。”[4](P35)在古希腊悲剧的摹仿活动当中，为了呈现出鲜明的道德意义或者真实的普遍性，虚假(构)是合理的、“对的”、有意义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赞许，那么，真(普遍性)、善(目的)、美(快乐、惊人)和虚构之间有什么重要的联系？ 返回到2003年出版的《甜蜜的暴力：悲剧观念》(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中，伊格尔顿深入研究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悲剧理论，他提出一个看上去十分“形而上”的命题：归根到底，悲剧不过是虚构，对我们这种胆小怕事之人，为了被迫去承认好日子也不过是向死而生的，悲剧毕竟还是一种可以忍受的方式。否则，真实存在的事物带来的创伤将会异常可怕，那样我们根本无法苟活[5](P169)。作为虚构的一种形式，悲剧居然可以用来抵抗真实带给我们的创伤，如何理解这个判断？那个“真实”是否就是我们难以理解、无法表述甚至不敢面对的物自体(康德)或者真实界(拉康)呢？反过来说，我们目前所生存的时空，难道不也是我们自己通过想象力与实践从无到有把“虚构”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