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绪的界定与创作情绪的实例 情绪或情感属于人类感情的范畴，是形成人的个性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形成作家创作个性最活跃的因素。心理学家对情绪、情感、感情曾做出过梳理，认为情绪是人的一种心理形式，具有主观体验的特点；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甚至影响着人的一生。情感与情绪有时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但情感偏重于情绪过程的主观感受或体验方面。也有心理学家反对将二者混同起来，他们只把情感体验的心理过程进行的具体形式称之为情绪。感情则是情绪和情感的笼统称呼，表示广义的情绪和情感状态。本文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和上述界定具有内涵的一致性，但侧重于作家的情绪体验和主观心境。作家作为常人，他们的种种情绪表现和一般人并无特别的不同；但是，作家一旦进入创作过程，他们的情绪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抒情的情绪”[1]，因而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就其本质而言，“抒情的情绪”就是创作情绪，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抒情情绪”论也就是“创作情绪”论，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许多作家的情绪所发表的见解是构成“创作情绪”论的主要内容。他们对于“抒情情绪”所赖以产生的时代、社会、环境根源的分析，以及马克思作为诗人的情绪体验和审美感知，对我们理解这一理论提供了不少的启示。以情绪、创作情绪作为切入点，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是本文的一个尝试。 我们不妨从一些具体的事例开始，看看“创作情绪”是怎样的一种情绪。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在作家的创作活动中，尤其在诗歌的领域里，创作情绪是一种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的不平静的情感波动、心灵冲击，有时激发为昂扬的热情，有时郁结成低沉的心境。它既可以表现为郭沫若创作《女神》时那种寒热病似的发作，也可以表现为很多作家都声称过的“心灵的分裂”。在作家的创作情绪昂奋的时候，我们可以举出欧洲作家中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歌德，一个是巴尔扎克。梅林在评论歌德时指出：歌德通过创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部倾泻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从而把他自己“从暴风雨的心境中拯救出来”。[2] 巴尔扎克准备将他发表了的和正在构思中的作品组合成《人间喜剧》时，有一种不可一世的雄心，他敲着自己的手杖向他的妹妹大喊：“祝贺我吧！小妹妹，我就要成为一个天才了。”他的手杖上刻着苏丹的格言：“一切障碍，遇我即亡！”他甚至以拿破仑为崇拜和仿效的偶像，他说：“吾皇用剑征服者，我将用笔征服之。”[3] 巴尔扎克的凌云壮志，应该说是实现了的，而他所为激发并为之振奋的正是那狂放的、充满自信的创作情绪。相反，当作家的思路被彻底轰毁、情绪被彻底破坏时，就出现另一种情形——最使人感到寒窘的例子莫过于我国宋代诗人潘大临——他在写出“满城风雨近重阳”的诗句以后，因索债人的闯入，心境遭遇骚扰，从此不复能继。这个古代文坛掌故的真实性如何不必追究，它所说明的道理却是深刻的，那就是理解、保护作家创作情绪的重要性。这里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比较文学”的实例，即中西作家不同的创作情绪所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尽管他们远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十分重视、理解作家的创作情绪。列宁曾在高尔基创作情绪低落的时候，既严肃又耐心地劝导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去观察体验新的生活，以便开阔视野，摆脱烦闷，重新焕发出创作生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鼓励作家去体验工农兵生活，写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来；但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4] 可以说，这是20世纪最影响中国作家创作情绪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历史功过不在此论，这里只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多地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高度关注和理解作家的创作情绪。下面我们从“心境”说起。 二、心境：主观境界与客观事物及马克思的情绪体验 马克思非常赞同席勒这样一个美学结论：“美既是客观事物，又是主观境界。它既是形式——当我们判断它的时候，又是生活——当我们感觉它的时候。它既是我们存在的状态，又是我们的创造。”[5] 我这里不讨论美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只是想以此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主观境界”的会心。对作家创作情绪的理解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创作情绪最终要导致美的创造，而创造是离不开“主观境界”的。在这里，“主观境界”就是“心境”。K.T ·斯托曼说：“心境（mood）是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持续存在的某种情绪状态。……它似乎在人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淡薄而弥漫的背景，使人的一切行动和体验都带有它的色彩和痕迹。心境作为情感，具有对其他心理活动和行为的监视作用和控制效果。但人们往往不觉察某种心境产生的原因和它的作用。工作的顺逆、事业的成败、人际关系、生活环境或自然景色，甚至身体健康状况，都可以成为引起某种心境的原因。”[6] 情绪心理学家这一对于心境的解释大体符合我对于“主观境界”的理解。作家各种情绪汇集的心境，就属于这样一个“主观境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主观境界”，这个境界的高低，作家情绪的好坏，对于艺术创造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主观境界”说到底又为“客观事物”所决定，“客观事物”既是作家情绪产生的依据，又是创作情绪外化的对象，作家所身处的环境，不论大环境小环境，也不论政治的经济的，都属于这样的“客观事物”。不用说，当作家面对的“客观事物”令人感到无比融洽，或使人赏心悦目时，作家的心境将是豁然明朗、兴致勃勃的。一个美的环境与恬静的心境的融合是会产生优美的诗情的，这种诗情是以一种愉悦的情绪为中介而使主观心境和客观环境冥契无间，即所谓“物、情、意”的相契相合。恩格斯说：“在富于诗意的环境中散步，对这样的诗是会起不小促进作用的。”[7] 可见好的环境产生好的心境，好的心境产生好的意境，从而形成或高雅洒脱，或幽静恬淡，或乐观旷达，或慷慨激昂等各种情调的画意诗情。因此恩格斯非常赞同歌德的说法，认为诗歌是“快乐的补充”。[8] 无疑，这是积极的乐观的情绪，环境对它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