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文艺的历史关系和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文艺的话题，讨论非常多，相关论著汗牛充栋。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抑或一个执政党，始终与文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历史的关系——从建党之初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一直延续下来，需要我们细致梳理；同时，这种关系又是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需要我们深入分析。

       一、源头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期领导人。从1921年7月建党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直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多达五届。第二个身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后从上海迁到北京。第三个身份，是近代有影响的诗人。陈独秀不仅自己能创作很好的旧体诗，还是近代著名诗人苏曼殊的旧体诗老师。他和苏曼殊有很多交往，一起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初译名为《惨社会》。所以，陈独秀也是一位文学家。

       陈独秀创办和主编《新青年》杂志，并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可以说是一篇檄文，倡导和推动了文学革命。其中，他提出三句口号：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青年杂志》创刊号

      

       《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

      

       1923年，《新青年》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函件

       这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目标和要推动、倡导的文学新样式、新风格。另外，当时的陈独秀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是什么职务?中国传统学问分成四类：经、史、子、集。近代引进西洋学术，分成七科：文、理、法、商、工、农、医。当时北京大学只有五科：文、理、法、商、工，缺少农科和医科；而这里的文科包括文学、语言学和哲学，所以“文科学长”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提出新文学的明确主张，也是回应胡适在同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胡适所说的文学改良，有八项具体主张：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②

       严格讲，胡适的主张都是关于语言运用和行文要求的，主要讨论文风问题，不像陈独秀的三项主张那样直接指向文学的主题和品格。所以，尽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的影响都非常大，但分量还是不一样的。

       当时文学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文学与国民性互为因果。所谓国民性，就是国民的性格、意识和精神世界，文学是国民性的一种体现，同时文学也能潜移默化地改造国民性。所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③就是说，要革新、改造政治，就必须革新、改造那些从事政治或者将来要从事政治的人的精神世界，而文学在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启蒙的逻辑，这种逻辑之前已在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得到很充分的表达。“群治”就是指社会的治理。梁启超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改变人、支配人，那么小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④就是说小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且能给人带来很多的乐趣。梁启超关于小说还有更多的论述，总之，他是从传播的角度强调文学的价值。可见文学是一种言近旨远、寓教于乐的文体形式，广大受众可以受其影响。梁启超这篇文章发表于1902年，在当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他的主张与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区别究竟在哪儿?1902年还处于晚清，这主要是他个人的思考和呼吁，而到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变成了一种群体的思潮和运动，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创作实践。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则缺少大规模的文学创作实践来践行他的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