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3)03-0044-07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界对如何建设自己的文论体系进行了探索，文论研究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展开，纵深拓展”的态势。所谓“全方位展开”，是说文艺理论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研究，不像80年代为了强调文学本体研究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全方位”既包括80年代盛行的关注文学本体的内部研究，也包括以前的社会历史研究等外部研究，还包括一些新兴的研究如生态研究等。所谓“纵深拓展”，是说在一些个别问题上的研究已经趋向深入，无论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还是新兴的研究，对其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显得相当有深度，而80年代则主要是一味追赶西方文论潮流，低水平地重复和应用西方文论。90年代，我们少了一些盲目追赶西方文论的热情和冲动，多了一些冷静和理智，一方面学习西方文论，一方面反思自己的传统文论，并力图在现有文论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论体系。虽然在建构新的文论体系上我们还很稚嫩，还在进一步摸索之中，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中，我们的成绩还是巨大的。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文艺状况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文艺理论界对文艺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大体上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文艺的外部环境，即考虑到市场经济对文艺的要求，对艺术生产问题进行了思考；二是关注文艺的价值取向，关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从而对文艺主体展开思考，对知识分子进行反思。 艺术生产问题，是马克思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这说明了文学艺术是一种艺术生产，强调了文学的生产性和加工性，同时指出了媒介的作用。但在过去的文艺理论中，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一般不被人重视，人们重视的是文艺的“作家—作品—读者”维度，而忽视了它的“生产—传播—消费”维度，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文艺体制的改革，文艺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文艺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像一般的物质生产一样，受到同一种规律的支配，在此，文艺自身的精神价值被弱化了，得到重视的是文艺的市场效应和物质回报。在传统的文艺观念看来，文艺是耻谈经济利益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机器大生产的机械复制时代，传统观念遭到巨大冲击，文艺首先是一种生产的观念得到人们的重视，文艺要讲求经济效益也成为一种必然。有鉴于此，艺术生产问题就成为文论界的一个时代性的新课题。《文艺报》是这一时代性课题讨论的主要阵地。1993年9月，《文艺报》组织召开了艺术生产问题研讨会，对艺术生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的讨论，涉及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理解、艺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的关系、文艺生产的特殊性、艺术与商品的关系等问题。在1993年9月到1994年2月间，《文艺报》有组织地编发了程代熙、熊元义等人的文章，对“艺术生产”概念的内涵、艺术生产论如何把握文艺的本质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论述。此后，对文学和商品的关系、文艺市场的规范化等问题的讨论多起来了，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讨论也多起来了。《文论报》、《文学自由谈》、《文艺观察》等刊物就文学在商品大潮中的出路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中国商报》等传媒对我国的文艺市场进行分析；李泽厚、王元化、陈炎、张汝伦等知名学者从文化消费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现在看来，这些讨论、分析和阐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在当时，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新课题的探讨，能有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挖掘，已经很不容易了。 由于文艺是一种生产的观念得到重视，过去严肃深沉的精英文学不再被看好，人们青睐的是轻松愉快的大众文学，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精英文学的出路如何?1993年3月6日的《文汇报》以《严肃文艺往何处去?》为题发表了上海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徐中玉、王晓明、张汝伦认为市场经济使严肃文艺面临危机，徐中玉指出当前“市场经济热，文艺创作却质量平平”；王晓明则哀叹严肃文学似乎从来都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张汝伦则认为一味追求财富是市场经济不健全的表示。陈思和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对严肃文艺是危机也是挑战：“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冲垮了精英文化，而恰恰相反，是商品经济的优惠并没有公平地落实到精英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关键在于精英文学作家的自主选择：“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自己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自己来捍卫和拯救。”从这场讨论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二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定位。这两个问题在后来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人文精神讨论是王晓明等人在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起的，发起者对当时的文学现状提出质疑，并对“王朔现象”和“张艺谋现象”进行讨论。对“王朔现象”进行批评，认为王朔作品的基调是“调侃”，“从调侃对象方面看，是一种无意志、无情感的非生命状态……从调侃者本人看，也同样是一种非生命状态……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对“张艺谋现象”进行反思，指出：“张艺谋的真正快感只是来自于对技巧的玩弄”，“它的技术在西方世界早为人所熟知，甚至已开始过时，但因为它表现的是被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那些东西，而使西方人大开眼界……能像《大红灯笼》那样引起东西方人对对方陈腐性的互相欣赏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如果这里有为张艺谋所追求的好莱坞精神的话，那么这正是人文精神的全面丧失。”无论是对“王朔现象”的批评还是对“张艺谋现象”的反思，都是对他们作品中的价值取向表示不满。但王晓明等人显然不满足于对作品的批判，而是由作品及人，进而思考到当代中国的人文危机。不仅王朔的作品基调是调侃，而且“王朔正是以这种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的卖弄噱头”；不仅《大红灯笼》只是以西方陈腐的技巧来表现中国陈腐的内容，而且其“主人公颂莲是张艺谋努力赋予某种现代人文意识的洋学生”，既有对传统的皈依，又有人文的自觉，这反映了张艺谋思想上的矛盾。不仅王朔和张艺谋显示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而且这种失落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特点。王晓明指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