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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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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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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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发展史上,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久远的时期。文艺的奇特和美妙,不知留给了民众多少司芬克斯之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认识的能动反映原则,文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这样的文艺作品,既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砸烂旧世界的英姿,又能表现出这个充满着芸芸众生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事例和人物。

      人们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汲取了极为宝贵的营养,它的灿烂光辉成为照亮进步文艺前进的指路明灯。70年代以后,世界文学更是出现了一种引人注意的“趋同倾向”。例如以荒诞派、黑色幽默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衰落:无产阶级文学不再是一种明显独立的文学,而是融会了一切进步的、以社会真实为描绘对象的作家队伍,他们的创作都是它的合理的继承者:现实主义文学也极大地开拓了它的创作领地,它十分广泛地汲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这种“趋同”倾向的出现,更加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巨大、顽强的生命力。

      耸立在人类文艺思想高峰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绝非立足于贫瘠的低凹之地,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所以成为19世纪以来人类文艺思想史上的奇特的高峰,就是因为它是立足于人类几千年来的无数巨人肩上的崭新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产生,并非仅只在文艺理论的研究领域内增添了一个新的学派,它揭示了文艺的产生、发展等文艺规律,是人类历史上对这种规律的一次空前的科学的认识,具有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文艺的产生,堪称是奇特的一页。它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一种最为崇高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寻文艺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时,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十分注意文艺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由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所以,文艺也不例外。不仅文艺的产生,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劳动生活;就是文艺的发展,也同样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和组成社会的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中国文艺的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就主张文艺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提倡歌颂倔强的革命的无产者,把文艺和革命斗争紧紧地联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调动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为政治斗争服务,所以,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那个特定时期是正确的、合理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文艺更是成为政治图解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结论。邓小平同志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样的口号。”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和党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已经从总体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方向。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宝库的新贡献。

      文艺事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的论述甚多。毛泽东同志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属于人民和扎根群众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对此,邓小平不但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观点,明确提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更从实践上予以积极的贯彻,使得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变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宝库的新贡献,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谈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时,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又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首先应扎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毛泽东曾阐述过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问题,也即中国传统的“养气”说。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夫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曾有一段“知言养气”的名言:“‘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在这里,是从“养气”的必要性,谈到了“养气”与“仁义”的关联,提出了“配义与道”的政治道德原则。可见,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志士仁人在情操与人格方面的自我修养。在此以后,屈原在《离骚》中更将:“养气”说移植到诗学中,提出了“内美”之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则设专章进一步论述“养气”的问题:提出了“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的观点。此后,历代的著名文人韩愈、苏辙、陆游、叶燮以及刘熙载等人都对“气”发表了很多独特见解。毛泽东自幼就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于传统哲学与诗学的“养气”说,极为熟悉。

      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其精髓部分,不仅需要理解,而且应当活用。在这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一些范例,可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样对我们有着很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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