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009-06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02 文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造和传达意义的事业。文艺文本的意义，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和可调控性，可按主体需要进行意向性设计和调控。若把这种意向性的意义设计和调控过程谓为意义调度，那对这一调度过程中的具体机制、方式方法进行规定，就能保证生产出符合主体意向的意义文本。就此而言，系统分析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的文艺意义调度思想，不仅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1942年后中国革命文艺意义生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而且可为推动当下中国文艺价值建构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1 革命文艺意义生产的首要原则及其实践路径 制约文本意义生产的首要因素，是创作主体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态度——对“何为文学”及“文学何为”的根本看法和观点。无论中西，自古就有功利主义和审美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功利主义强调文学对非文艺事业的服务与配合，审美主义偏向对文学自身审美意味的传达。前者强调实际利益的寻求或满足，后者强调纯粹艺术的创造或享受。从《讲话》的基调来看，毛泽东秉承的自是前者而非后者。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847。这种将文艺当作其它工作的协助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贯穿《讲话》的始终。针对有人用功利主义的名义贬低革命文学价值的作法，他甚至坦率地说：“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而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1]864 历史地来看，毛泽东这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观念，既与中国古代文以载道、征圣宗经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是晚清文学改良观和“五四”文学启蒙论的发展，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倾向性和文学革命工具论思想的继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丝毫不掩盖自己文艺思想的倾向性：“我绝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2]385这里所谓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文艺的政治功利性，或者说文艺服务于政治的程度或方面。正因为此，马克思和和恩格斯都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实际政治效果。马克思说，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等“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3]686。恩格斯则说，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油画《西里西亚织工》，“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4]590。至于列宁，更为明确地提出文学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5]93毛泽东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显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发展。在《讲话》中，他甚至直接引用了列宁的上述观点[1]854。 但功利与非功利或者功利与审美、功利与艺术，并非绝然对立的两面，而是文艺固有的两种性质：“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背后又总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功利考虑。文学直接地是无功利的，但间接地或内在地却又隐伏着某种功利性。”[6]66也因此，历史上的功利主义者并不排斥艺术，审美主义者也同样强调“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对此，毛泽东也深以为然：“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869-870也就是说，虽然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意味着革命文艺的意义生产必须指向对政治事业的配合，任何淡化、消解政治或者仅以审美作为文艺终极目的的做法都必须予以排斥，但这并不代表对审美性和艺术性的拒绝。换言之，是政治还是审美，作为意义生产的两种基本指向，在写作设计时或许有主次先后之分，但实际的文本中却应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不过，毛泽东文艺意义调度思想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其政治功利主义或政治与艺术必须辩证统一的观念，而在于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政治与艺术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869这里提出了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并对之做了轻重高下的区分，这和其“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的告诫一起，便可引申出革命文艺意义生产的一个重要法则：应尽量追求政治正确性与审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若二者发生冲突则必须遵守政治正确性大于或者优于审美艺术性的要求；至于只问艺术、不问政治正确性的极端做法，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这比起笼统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显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除了“两个标准”以及“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毛泽东还从“效果与动机”的角度对如何落实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更具可操作性的阐述。“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1]868如果说动机是从作者角度考虑问题，效果则主要着眼于读者立场，那这里的论述显然兼及了动机和效果、作者和读者两个维度。但仔细揣摩，其暗含的重心却是对效果和读者的强调：“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1]868这种以政治效果作为检验政治动机唯一标准的思想，再次显现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那种“读者本位的文学立场”[7]。这种立场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时刻考虑到可能读者的存在，考虑到作品对他们的教育意义和政治影响，从而不断调整规划自己的创作：“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1]874这样，“文艺为政治服务”就由外在的抽象指令内化而为文学实践的一个具体环节，显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