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594(2001)02-0031-08 后现代主义在现代性问题上的重新检讨，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应变发展理论，在涉及当代西方文明的意义反省中日益显出其头角。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国的后现代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在文化艺术领域译介评述后现代文艺和理论，使得后现代思想进入中国，大抵是通过文化和文艺这一脉络。 一 后现代经验与后现代危机 赵一凡[1]是一位思路独特的学者，其著作亦颇多新意。他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并不追求理论的整体性的突破，而是注重理论的逻辑起点的明晰，以及对问题追问的当代性意义。在我看来，他对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研究除了其他的内容以外，对“后学”的把握主要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根源和形态的剖析，二是对后殖民主义思想家的内在精神的研究，并在这两个层面上获得了自己的独到的结论。 他在《欧美新学赏析》中首先界定了后现代的基本倾向：“所谓‘后现代’在知识层面上指示人们对上述话语和宏伟叙事的怀疑否定，即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也不去期望找到返回宏伟叙事的道路。像前沿科学家一样，人们开始心甘情愿地承认知识局限、断裂、反悖并且缺少稳定，于是各自玩自己的语言游戏以建立局部决定论，或干脆倾向操作性创新。”[2]论者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对宏伟叙事的否定，无限地延伸了局部的话语游戏和文本操作性，反过来使后现代缺乏整体性把握世界的能力和表述对世界进程的完整的理念，这进一步导致了后现代的“表征危机”。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出现了与现代社会大相径庭的“崭新语言现实”——“它剧烈改变了图文符号原有的交流功能，造成一种为传统批判理论无法理解或接受的后现代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打破了传统反映论和认识论，使得西方人文科学陷入难以再现历史和现实的‘表征危机’之中。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同叙事危机、合法性危机、理性终结、主体瓦解等命题一道，组成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元哲学核心内容。西方思想史上，有关语言符号表达或象征真实（简称‘表征’）的命题，一直是关系到认识论、反映论、知识合法性和交流活动理论的重大论争问题。”[3] 赵一凡率先提出了后现代的表征危机问题，是相当有眼光的。正因为后现代的消解性策略，使一切对对象的真理性趋近（认识或把握）都成为值得怀疑的问题。然而在一个事件迭出，话语交织的“后”现代时期，信息爆炸把所有传统的对立价值和意义界线都瓦解并加以“中立化”处理，从而造成意义崩塌，使得所有的信息全都变成“无意义的噪音”，或者说变成没有内容的形式效果，就像宇宙大爆炸形成的空洞。赵一凡相当注意鲍德里亚的看法，对其“信息会直接毁坏意义和表征，或者抹平差异，使之中立化。信息吞噬它自身的内容，吞噬交流和社会性。它并非导向一种随意创新的模糊领域，恰恰相反，它将带领社会走向熵的最终境界”的说法深感兴趣。因为社会的意义系统如果出现表征危机，就会造成经济再生产与文化的表征间的界线抹平，使得经济再生产膨胀为社会的单一主因，而文化表征这一极则被再生产吸纳化解。这又可能形成社会进一步片面畸形发展。由此，赵一凡对这种“表征危机”理论，一方面注重其出现的当代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坚持对其的分析批判。 从静态的理论模式分析进入动态的当代状态分析中的基本思路，使赵一凡表现出清晰地审理对象的能力。在对表征危机这一后现代总倾向加以审理后，接下来对后现代经验的“语言链条断裂”和“时空概念紊乱”进行分析。这使他尤为关注西方马克思学者杰姆逊的言述。后现代众多的“商品广告，无穷无尽的电子信息，不断翻新的杂乱拼贴，导致符号文字和视听形象全面混淆，失掉确切意义。或者说，大量孤立断裂的“物质性能指”，无法再构成和谐统一的个人经验。这就加剧了艺术表现中的历史淡化，时空倒错，中心瓦解，以及深度感、距离感的普遍消失。而资本主义疯狂的物质生产和消费享受，也因此造就了一种精神分裂、意义紊乱的文化系统。”[4]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杰姆逊强调后现代特征是主体消失、历史感衰弱、时空倒错、精神分裂等，进而提倡一种辩证批判立场；对后现代文化既肯定又否定，以便一面批判其破坏和倒退特征，一面又能客观分析它可能提供的进步机遇，并结合当代文化条件来制定新的左派战略。在赵一凡看来，杰氏的这种不乏辩证但是也不乏中庸的说法，显示了后现代时期的绝对化表述的困难，但是其局限性也为不断遭受左右双方的批评留下了豁口。尽管“面对批评，杰姆逊虽以其乐观主义著称，依然免不了孤立与困惑。”[5] 赵一凡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后殖民问题的透视。他在对赛义德思想的重读中，获取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眼光，并关注赛义德是如何对东西方文化关系重新发现的？东方文明是如何成为被西方人强行扭曲改造的历史？东方作为一种卑微客观的存在，怎样巩固了西方人的主体意识而使其变成落后民族的代言人，甚至成为诠释东方文化的合法权威？在对这些问题的饶有兴味的分析中，论者解答了赛义德挑选东方主义命题的目的，是要颠覆西方霸权的合法性，重新界定东西方文化关系。东方主义在这里成为了关键词，必须有清晰的界定。赵一凡从三个层面论述东方主义：“它就是西方主子有关东方奴隶的各种文化再现，是围绕欧洲中心观念产生的一套针对东方的学术原则、思想方式和统治制度。具体说来它包括三层含义：学术东方主义（或称东方学），东方学的兴起伴随着欧洲列强的扩张，而它们持续百年的海外殖民，反过来又刺激了东方学的发达。想象东方主义，与东方学互为依托。还有一种作为‘思想方式’的东方主义，特点是从西洋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将东西方文化对立看待，藉此形成一种‘西优东劣’的原则。作为话语系统的东方主义，在学术与想象之外，还有更深邃复杂的一层东方主义，它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系统，或一种兼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功能的全球网状机构。这种东方主义无处不在，又难以觉察，人们只能以话语分析方法，对它进行周密的文本剔解，层层剥离，以暴露其历史根源及其物质性。”[6]应该说，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这样清晰的界定尚不多见，尤其是将东方主义界定为“学术东方主义”、“想象东方主义”、“思想方式的东方主义”，是对东方主义问题加以形态学研究而获得的新结论。赛义德从福柯《知识考古学》中获得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对东西方冲突中的历代问题加以话语分析，以凸现东方主义的“知识谱系”和赖以形成的历史语境。因为，西方文明恰恰是通过压迫东方、描述东方、将自己同东方对立，才得以不断从中获取力量，进而确立起自身的权力与自信。因此，没有东方和东方文明，也就没有如今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权威心态及其战略位置。赵一凡对赛义德的激进而富有挑战精神的东方主义批判，持一种辩证肯定的态度。一方面认为“他面对当今世界潮流，从左倾文化批评家的立场出发，大胆揭露矛盾，深入剖析西方学术的潜在主体意识，引导欧美各国开展‘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确有进步影响。而他在《东方主义》中展示的批判纲领，堪称高屋建瓴，气度不凡，足以展示作者的勃勃雄心。”另一方面，又批评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点与不足之处。“一是他的东方主义整体模式有问题，大而笼统，无所不包，好像是普天下统一的规律。赛义德把东方主义当作一套完整严密的机制和话语系统，覆盖全球而无例外，但他却严重忽略了东亚和中国。………二是缺少与东方主义对立冲突的理论论述，简单地讲，就是一面倒，既没有注意东方国家的反帝、反殖民运动，也忽视了西方知识界内部的不同层次的抵抗和斗争。”[7]这种研究态度表征出其清明冷静的学院派批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