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1-0018-07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进新时代之后，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如何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成为举国上下共同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日渐成为学界理论聚焦的一个重要话题。这种理论聚焦是极有意义的，因为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国际学术地位的轻重和学术影响的大小，因而如何建设中国当代的话语体系，建设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有加以研讨的必要。在这一研讨中，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性、主体性与专业性，是首先应予关注的三个主要问题或方面。 一、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自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一代学者起始，中国现代性学术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性学术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各个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现代化大业提供了智力支撑和智慧引领。不过细究起来，这三个体系的发展并不平衡，相对而言成绩有大有小。比较而言，三者之中学科体系的建设成就最为突出，总体上说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学科体系，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具有学科分野性质的不同思想空间和平台，同时也为培养造就具有专业志向的学术人才创造了基础条件；学术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来也有很大进步，初步建成了有利学术事业发展的学术支撑与管理系统，比如以专业期刊和出版社为核心的学术发表体系，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和教材体系，基金资助与奖励机制，各级专业学会的建立，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管理机构的设立与运作，如此等等；至于话语体系建设，当然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涌现出不少大家和名家，各个专业领域都积聚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不过，除去政治学等少数学科领域之外，大多数学科都还没有建构起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话语创新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比如文艺理论学科，20世纪50年代学界就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至今这一建设目标仍未实现，其他专业研究领域大多亦复如此。这样一种状况，是走向新时代的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改进的。 就学术发展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位一体、紧密相连，同时又各有所司、互有不同。以比喻言之，学术发展犹如做建筑工程，学科体系建设好比是打地基，学术体系建设好比是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准备，而话语体系建设犹如宏伟殿堂的建造成形。话语体系建设是作为整体学术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存在的，是学术发展的直接目的和追求所在，也是在三个体系建设中最复杂艰难的一个环节。一般来说，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建设只要国家安定、政府重视并肯于投资，再加上学界自身努力，就可以做大做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快速发展就是证明。但是，话语体系的建设则涉及更多方面的因素，其发展和进步要缓慢许多。话语体系建设是思想创新的工作，对每个学者来说需要长期的时间去积聚、消化思想资料而后才会在不断的思考与反思中有新的思想萌芽、成长起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相对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效显现一般来说要相对滞后，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与积淀，所以前面所述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建设相对逊色的状况有其自然的一面。 不过，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逊色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也不纯粹是由于它相对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一自然原因，而主要是由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状况和学术语境造成的。就历史状况而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其间国家政体变动不居，晚清、民国时期革命与战争不断，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一边倒跟随苏联、“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体和国策变动不已，动乱时期几乎多于和平稳定发展时期的历史阶段，从历史生活、社会实践到文化生活、思想学术，变化成为常态，而这种变化的常态显然是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系统化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一个时代的学术特点。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变化、不断追新，与此同时，稳定性、系统化的学术创造就显得很不足，从整个国家来看是如此，从专门的学术领域和单个的学人来看也是如此，这是由中国百多年的特殊历史状况造成的。就学术语境而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学界，通常把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称为“新学”，这所谓的新学是与中国传统的“国学”和主要来自近现代欧美的“西学”相对而言的。相对于古典的、传统的国学，新学是现代的、创新的学问，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改造，而这超越和改造的思想学术动力和范本则来自西学。这样一种基本的学术格局与取向对中国现代性学术的发展可谓利害参半。就益处而言，以西人为师，以西学为范，一方面可以直接取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观念、思想方法、理论成果，以使我们自己的学术相对于传统国学而言面貌一新，并以之成为打破旧有学术传统与格局的锐器，同时这种学习、取用在与我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实践的结合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能够称之为“新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这种学术取向确实也便于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参与到世界学术场域的思想交流之中。而就负面效应而言，以西人为师，以西学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一些学科领域和不少学人那里造成了传统的中断和本土文化精神的弱化，不仅割裂以至于割断了与中华传统文脉和学统的联系，而且往往也仅仅是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实践作为印证西方学术真理性的事例，不能从自身实践中提炼和升华具有本土印记的理论观念，从而缺乏了思想创新和话语表征的中国特性，这正是人们常常对中国学术领域话语体系建设表达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