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似乎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书斋学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艺学就和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文学的研究常常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批判，也就是所谓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在改革开放初起的80年代，文艺学曾经出现了所谓“向内转”的趋势，研究方向从意识形态化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转向了“文学本体论”倾向，即以文学作品内部的审美特征特别是文学形式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到了90年代，文艺学研究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又转向了对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的研究。在这个“外—内—外”三段式的发展中，每一阶段都可以看到外国学术思潮影响的印记：早先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受到过前苏联的影响，而后的“文学本体论”则是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的影响，再往后的文化语境研究可以看出苏联文化学派、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以及西方当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多方面理论的影响，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思潮的影响则更为突出，如“文化工业”、“消费主义”、“霸权”、“意识形态”、“边缘化”、“编码”、“合谋”、“策略”等等术语都标记着这方面的影响。文艺学好像在转向“文化学”乃至文化批判。 文艺学该不该转向文化批判？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的观点似乎倾向于肯定。这本书中对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提出了批评。他的一个观点是：美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所谓“消失”不是说不存在了，而是说从公众视野中的消失——过去的学者中有很多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而现在都进了大学变成专业化的学者。他们不再为公众写作，而只是给基金和资格评审委员会写作。他认为这种消失意味着美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从社会关怀转向专业化研究和写作时，学术是不是也会变成仅仅为各个方面的评审专家们负责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艺学向文化学和文化批判的转向是否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对公共社会的关心和责任感？ 但当我们肯定文艺学对社会文化的关注时，恐怕还不得不注意这种关注与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正与我们所接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影响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观念和实践虽然很复杂，但有些方面是共同的，也是基本的出发点。简单说来，就是都以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秩序为批判对象，而且基本上都是把这种文化秩序理解为统一的意志和实践，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权力的实现。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手段，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观念是通过“编码”进行的，即在表面上无害的信息中编入了操控接受者的“密码”，使接受者在不知不觉的“解码”过程中接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破解意识形态“密码”。比如从一则洗衣粉商品广告中，罗兰·巴特就破解出了其中隐含着的意识形态意义编码——商人通过广告形象制造了一个消费主义的“安乐乡”，诱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操控。 这种文化批判对中国学者的影响相当大，从广告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中破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消费者的“密码”，几乎成了文化批判的经典方法。这种批判对大众具有一种警示的作用：使一般消费者不要盲目服从商业的引导而更多一点批判的、自主的意识。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然而这种文化批判的理论和操作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在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或社会理想引导下进行的批判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社会文化问题，还是仅仅为了表达一种意见或一种观念体系？换句话说，文化批判能否真正成为具有知识意义或学术价值的研究？ 就拿上面提到的罗兰·巴特对洗衣粉广告的批判来说，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宣称“第一届世界清洁剂会议（巴黎）完成了授权全世界向Omo安乐乡屈服的任务”，然后是具体地对广告制造的消费“安乐乡”意象进行的解码，以揭示这个广告引诱消费者“屈服”的意识形态意图。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点题说：“这个安乐乡，却不能令我们忘掉，Persil和Omo在某个行星上是同样的东西：Unilever（联合利华公司）。”（注：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5页。）意思是说，虽然两种清洁剂的广告形象不同，其实都是同一公司的产品；不同的形象不过是不同的宣传手法而已。这篇文章的分析的确很精彩，但如果认真研究的话就可能产生一个疑问：这种洗衣粉所宣传的深层清洁和减少磨损的效果有没有技术根据？如果没有，那当然这种宣传就是纯粹的欺诈；但欺诈与意识形态编码似乎并不能等同。反过来讲，如果洗衣粉广告宣传的效果的确有技术根据又该如何理解？事实上这几十年来清洁剂的清洁性能和降低磨损腐蚀的效果的确在提高，第一届世界清洁剂会议是不是在替Omo洗衣粉撒谎还是个疑问。这样一来，对广告形象“编码”的破解就出现了歧义：假如从技术上讲，这种洗衣粉当真可以渗入到布料的深层，当真降低了磨损和腐蚀性，罗兰·巴特的解码还有效吗？当然，罗兰·巴特可以争辩说这个符号具有多种意义编码和解读的可能性。然而这等于说意识形态编码的观点可能并不比其他的解读方式更具优越性，这种解读方式或许只是分析者个人观点倾向的表现。当意识形态编码的主导地位被取消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种文化批判理论的效力变得可疑起来。 罗兰·巴特对洗衣粉广告的批判并不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近年来深受意识形态批判影响的中国学术界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涉及了当今作为美容方式而流行的整容手术问题。现场的一位嘉宾提出，整容其实是商家制造出统一的关于“美”的标准，诱使消费者服从商家的意图。换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整容手术被商业进行了意识形态“编码”，使消费者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商家制造的标准要求来修改自己的容貌，因此，对整容的爱好是接受商业在美容广告中隐藏的对容貌标准和修改容貌必要性的密码信息，也就是服从了商家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这种观点当然是我们近年来十分熟悉的文化批判立场。这种文化批判从逻辑上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另一位嘉宾当时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因为据她所知，古罗马时期就已有了美容术，显见这并非当代商业社会才发生的现象。既然如此，把美容解释为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形态的要求就难以成立了——即使古罗马人对美容术的爱好是受当时的美容专家或广告“编码”影响的结果，那也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无法说成是今天的商人所制造的要求。这两位嘉宾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分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