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具有无限性的文学史，包括但不止于成品形式是《某某文学史》的那种研究和著述，而是更广泛地指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范畴。同时，也指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路一种方法，即把一切文学现象，从人到人的活动，到这些活动的种种产物，都看作是一条长河中的朵朵浪花，对其中任何一朵浪花进行研究，都必须运用历史的眼光。所谓无限，则说的是这种研究范围的广阔无垠和成品样式的极其多样、没有穷尽。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著作愈益层出不穷，面对丰富精彩的实践，理论应该有所反应——实践给理论探讨提供了刺激和条件，而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理论思考，亦将有助于提高文学史研究的自觉性和创新精进的信心。 一 文学的基础研究：非论即史 文学研究是与文学创作相对的一个范畴，二者合起来，则构成文学这个更大的范畴。若对文学研究再作分析，亦可如自然科学那样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属基础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为应用研究。 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有关文学的基础性研究，它们一个务实一个务虚，一个具体一个抽象，一个重考据重材料，一个重推理重思想，二者关系密切，却不是包容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文学批评和鉴赏则是运用某种或几种理论，对当下的文学作品或现象进行即时的品评议论，其性质是理论的实践性运用。这种批评鉴赏的当下对象将来或有望进入历史，但经时光淘洗，真能入史的将只是很小一部分。 文学史是对经过时光淘洗而得以留存的作家作品和一切文学业绩、功过得失的研究；文学理论，尤其是其中相对稳定的部分，则是对所有文学问题（从历史到现状，但主要是历史）的理论概括、提炼和抽象。文学史是文学理论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坚实基础，文学理论从史实和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对文学历史和现象的观察分析。二者互相推挽促进，不是谁“带”谁，更不是谁“代”谁的关系，它们共同构建起文学研究的宏伟大厦。当下的文学批评鉴赏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后备军，并为大厦建筑提供充足的备选材料。 史与论构成了文学的基础研究，文学史占据着半壁江山。编撰各色各样的《文学史》，固然是典型的文学史研究；即使并不编写史书，而是研究文学史上作家作品风格流派诸问题，即习惯上所称的专题研究，其实也是在研究文学史的一段或一个部分，同样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我们《文学遗产》所刊载的文章，就都是文学史研究。以最近一期《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为例，它共发表论文12篇，从标题、提要或具体论述即能看出其文具有明确文学史意识者，有《试论周邦彦词的传播及其词史地位》、《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等4篇；考订作家生平的有《李白待诏翰林及其影响考述》、《毛滂生年新考》2篇；其余6篇都是对作品内容或其形成、流传过程的研究，涉及到《楚辞·招魂》、《昭明文选》、《河岳英灵集》、《刘知远诸宫调》、南戏《拜月亭》、明抄剧本《钵中莲》等历代作品。尽管各文有宏观微观之别，但所要解决的都是文学史上的问题，也都符合《文学遗产》本期公告所郑重宣布的“本刊自创刊之日起，即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性刊物”的要求。其实，所谓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性文章，就是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一种类型。记得四十年前吴世昌先生曾对“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词义做过辨析，大声疾呼学术机构文学研究所，不应成为“文学评论所”，所办的《文学评论》，应该恢复其原名《文学研究》，其时不甚理解，现在想来是很有道理的。不仅古代文学如此，现代乃至当代文学也是如此，史的研究和当下之评论鉴赏虽可相通，但确有根本的不同。退一步说，即便是研究、评论一个在世的作家，只要这位作家有过相当长的创作史，研究者就不能不在掌握文学理论的同时，具备一点历史的观念，采取一点历史的方法，乃至动用一点历史的资料，因而多少涉入文学史学的领域。 一切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具体研究（无论实证还是析论），都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这种研究难道还可能是有限的吗？今日论说这一点，并不是无谓的辨析名词，更无抑扬轩轾之意，目的只在于说明，虽然编撰各种类型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绝非只有编著史书（更不是只有编撰文学通史）才是在研究文学史，对古、近、现、当任何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具有历史眼光、历史深度的研究，其性质都属文学史研究，故像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和日本学者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等著作（注：吴承学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伯伟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贾晋华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川合康三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虽无文学史之名，实际上也是文学史的一种。专业方向不同的文学研究者为加强研究的自觉性，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研究的这种性质。 二 文学史史料的无限性 我们说文学史研究具有无限性，是有充足理由的。首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文学史史料的无限性。中国文学史的史料汗牛充栋，这是众所公认的；而且新史料经常出现，旧史料被研究者挖掘出新意，具慧眼者更能扩大史料范围，从一般人以为不相干或未留意处发现可利用的史料。 近年出现了几部《文学史史料学》，所涉范围相当广，仅它们所提及的，其实际数量即已无限。潘树广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是综合性的，其第二编“史源论”讲到史料的分层，第一层是“作家本人的著作，群体性文学活动当事人或事件目击者的撰述”，第二层是“同时代非当事人的记录”，第三层是“根据前代遗存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取舍而写成的资料性著作”，具体说来，则除作家文集、历代总集、选集外，有关的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各类史著、类书、方志、书目、笔记乃至档案谱牒、文物实件、口述实录，无不可为文学史料。在第五、第六编“文学史料分论”中，则从古代至现代简述了历代史料的情况，古代部分还特意列出敦煌文献和民族、民间文学史料的专章，其范围之广和绝对数量之夥，不难想见（注：《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版。）。 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和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穆克宏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陶敏、李一飞著。由中华书局分别于1996年和2001年出版。），是断代文学史料学著作，除对所述各代的文学史料情况说得更为具体详细外，还涉及了佛道二藏和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各类著作。由于近年来出土文献收获颇多，陶著更强调了这一史料领域的重要。二书所述还是一二千年前的魏晋和隋唐，若往下延伸，到了宋元明清，文学史史料的范围即使仍旧，但绝对数量之巨，岂不更为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