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海外汉学”或曰“海外中国学”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这当然是因为今日的海外研究，早已远远超越了数百年前西方了解东方的初衷，而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了不断自我生产、发展的动力，因而成果丰富到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学术与文化的全球化整合已是大势所趋，海外研究作为一种对照，反馈、刺激国内学界的力量日益强大。这一趋势，其实不过是以往潜流的涌现而已，就我们所要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而言，人们都熟知：如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诞生在中国，1927年陈鍾凡先生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之前，国外学者已经有了先驱性的拓荒之作，比如日本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之后的进展与当初相形固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了解乃至研讨国外的成果，其重要性自然人所共知了。 四川大学王晓路教授所著《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巴蜀书社2003年1月版）一书，将考察的视域界限于西方（主要涉及美、英、德、法），由于这一恰当的定位，故此展开的工作可能收得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效果；而本书确实也是目前这一领域篇幅最大、材料列述与理论分梳较为充分的著作（黄鸣奋教授《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以整体的古典文学为对象，古代文论只是其中一部分；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三教授的《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除英美外还包括了日、韩、俄学界），值得肯定。然而，其中显露出的一些问题，却也是现今对海外汉学的介绍、研讨中往往可见的，似乎值得提出，企望引起稍多的注意。 对异域的了解，第一步总是材料、信息的准确，而后才谈得上品评的平衡、妥当。如果像当初翟理思(H.Giles)著《中国文学史》(1901)那样，连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否传世都语焉不详——虽说那是英文里面第一部且早于中国人自己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还能期望有如何水准的学术著作呢？这可算一个小小的例子，由此可以窥知西方汉学不算太短的历史中，对于中国文学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之前像歌德称誉《好逑传》以为中国文学一流作品的情形，一点也不奇怪，那时西方远眺中国文学，用镜子来作比喻的话，那真可谓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了解尚且如此，对中国文学观念乃至文学理论、批评的了解更可想而知了。这固然会让人觉得遗憾，不过就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倒可以算做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他需要留意的其实也就是最近半个世纪了。仅就英语世界而言，最近三四十年主要的著作、文集乃至翻译，数来数去，大概也不会超过五十太远。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对此一论域的评介，不说比较于海外中国史研究，至少较之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来得周全、精当。然而，就王教授书中对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概述（第三章《中国文论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概况》之第二节《经典译介与文论研究》和第三节《研究概况与成果纵览》）也就是相关研究成果的列述而言，各种讹误便不在少数。大概只能抱歉地说，《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似乎离这个期望尚有距离。 专著和论文集混淆不清 首先，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专著和编纂类论文集的混淆不清。书中谈到梅维恒(V.H.Mair)教授有《试论庄子》一书（116页），这其实是他所编的一部论文集；此类讹误不胜枚举，还有诸如白之(C.Birch)《中国文学类型研究》、毕晓普(J.Bishop)《中国文学研究》、布什等(S.Bush and C.Murck)《中国艺术理论》（156页）、何谷理(R.Hegel)《中国文学中的自我表现》（以上皆见157页）、缪文杰《中国诗歌与诗学》（158页）、宇文所安(S.Owen)《中国抒情诗的生命力》（159页）、余宝琳《中国词的声音》（160页）等都是。如果说上举诸处或许是因为列举书名时一时失于辨明、没有标志出著、编之别，那么，说《中国女性诗人：从古代至1911年的诗歌及批评选集》是“孙康宜论述中国古代女诗人的文集”（190页），显然就无法令人释然了：这部近年颇有影响的女性文学选集是耶鲁的孙教授和斯坦福的苏源熙教授(Haun Saussy)合作主编的译本。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曾经英文选译钱鍾书《管锥编》的艾朗诺教授(R.Egan)的《苏轼的词汇、意象和作为》一书被算作了论文（174页）；一部厚厚的专著误会成一篇论文，恐怕唯一的解释是对原作未曾过目。书中这样的情况有些颇明显，比如王靖献教授的《从礼仪到寓言：中国古代诗歌论集》被归入总体论述一类中（162页），其实如果稍稍浏览就可以知道，该书所论以《诗》、《骚》为重心，理应归入“早期文论”部分为宜。又如，书中提到伊维德(W.Idema)和奚如谷(S.West)两位教授《1100到1450年间中国戏剧》这部“论著”（185页），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其实英文书名中已经标明了这是一部“资料书”(A Source Book)，就如同陈荣捷教授著名的《中国哲学资料书》(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样。这样的失误在基本文献收集、载录的工作中历来是比较忌讳的，古代目录学史上有些书目就是因为所录者并非经眼而属转钞他书，因此不能取信于人，受到冷落。虽然海外研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所见不易周祥，不过正因如此，尽量收集尤其亲自过目就更显重要了。 研究对象的范围模糊 其次，在相关文献的收集、处理上，《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存在一个对象范围的问题值得提出。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其一，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著作的范围。认真地说，书中（156-191页）列举的大量著作，其中相当数量的部分与中国古代文论无关。比如柯文(P.Cohen)《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中国晚清的改革》和利文森(J.Levenson)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智》这样的著作（181页），实在无法想象与古代文论有多少关联，两书早就有了中译本，相信读者一览便知；还有柳无忌的《中国文学导论》（158页）、孙康宜的《六朝诗歌》（166页）、梅维恒的《唐代变文》（176页）、毕晓普的《中国通俗短篇小说：“三言”研究》（182页）、时钟雯的《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185页）、韦莱(A.Waley)的《袁枚：中国十八世纪的诗人》（180页）等等，似乎与文论相关性都不算大，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著作都要列入古代文论研究的范畴，那么什么样的中国文学研究不算文论研究呢？两者之间还有没有区别呢？再进一步，如果它们都算的话，我敢说本书遗漏的著作太多太多了！或许可以说《袁枚》毕竟提到了《随园诗话》，那么最近刚出版的《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和诗歌1716-1798》(J.D.Schmidt,Harmony 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 andPoetry of Yuan Mei)中以三章的篇幅详细讨论袁枚诗学的基本理论、批评实践及古今评价，更可以列入了。当然，这里决不是苛求作者要提及这部与本书同时出版的著作，因为这涉及到第二个方面：任何一部类似性质的书都有一个时间的断限。本书的时间下至“2001年底的最新研究成果”（45页）。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本书就确实有值得补充之处。书中提到的第一部中国经典英译选集就是狄百瑞(Wm.T.de Bary)等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两卷（142页），这部有巨大影响的选集1960年初版，而近年新出了重要的修订本（卷一，1999；卷二，2000），余英时教授有评论说，如果只允许推荐一部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书，他会毫不犹豫地举出此书。再如，书中（144页）特别称赞了林理彰(R.Lynn)教授英译的《易经》王弼注本(1994)，似乎夏含夷(E.Shaughnessy)教授依据马王堆帛书本翻译的《易经》(1996)也该提及；另外同样依据帛书本的韩禄伯(R.Henricks)教授《老子》英译本(1989)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最近他又发表了郭店本《老子》的英译(2000)；而《论语》在刘殿爵教授(1979)之后，安乐哲(R.Ames)教授等的《论语》译本(1998)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要说与文学理论批评直接相关的例子，陆大伟(D.Rolston)教授除了主编《解读中国小说的方式》（184页），至少应该再提到他的《中国传统小说与小说评论：字里行间的读写》(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Commentary:Reading 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1997)。与考察的时段问题相关，书中记录了一些博士论文后经修订正式出版的情况，这是很有意义的，它们往往在质量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但颇有缺漏，比如《温庭筠的诗歌与晚唐唯美主义的发展》（172页）出版时名为《画他人之梦：温庭筠的诗歌》(Writing Another's Dream:The Poetryof Wen Tingyun,1993)；《吴文英和南宋词艺术》（176页）在1987年正式出版；《袁宏道与明代晚期文学自我表现之倾向》（178页）以《袁宏道与公安派》(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为题出版(1988)等等。书中在时间上最奇怪的一个错误是说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出版于2001年（186页），这是李教授在哈佛攻读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的论文，早于1973年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