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了，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正是由于文化传统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才使得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文化传统成为亟待弄清楚的大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抒情传统说”才显示出其重要的讨论价值。“中国的抒情传统”原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陈世骧先生一篇短文的题目①，后来经过高友工、肖驰、孙康宜、吕正惠、陈国球、王德威等学人的踵事增华，终于成为关于中国文学传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重要观点，在海内外学界发生了广泛影响。其说问世以来亦曾受到一些质疑与商榷，其中以博学多闻且见解独到的龚鹏程先生的批评最为深入细密并切中肯綮。由于“抒情传统说”关乎对中国文学传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与定位问题，牵涉既广，承义又重，故而依然有着很大讨论空间，理应引起更多的关注与讨论。笔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就教于方家。 一 “抒情传统说”的主要观点及其学理逻辑 海内外学者论及“中国的抒情传统”的很多，我们这里仅就陈世骧、高友工这两位原创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展开讨论。从陈世骧先生的角度来看，他提出此说既有充分的客观依据，又有强烈的主观动因。就客观依据而言，该说并非陈先生一时兴起之论，而是他长期浸润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学术并且经过深思熟虑的产物。在他看来，从以“兴”为标示的中国诗乐的发端到《诗经》与《楚辞》，从乐府与汉赋到六朝隋唐的诗歌，甚至于元明的小说传奇、清代的昆曲无不体现了一以贯之的“抒情的道统”。他所做的不过是对这俯拾皆是的客观现象加以归纳升华而已。就主观动因而言，则“抒情传统说”的提出根本上是为了寻找中国文学的“光荣”与“荣耀”，使之足以与西方文学传统并立而不逊色。他说：“人们惊异于伟大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惊异它们造成希腊文学的首度全面怒放。其实有一件事同样使人惊奇，那便是，中国文学以毫不逊色的风格自纪元前十世纪左右崛起到和希腊同时成熟止，这期间没有任何像史诗那类东西醒目地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不仅如此，直至两千年后，中国还是没有戏剧可言。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②这里蕴含的显然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来看，“抒情传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 但是陈世骧先生提出“抒情传统说”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民族的自尊，更有着探求真理的学术诉求。其云： 做了一个通盘的概观，我大致的要点是，就整体而论，我们说中国文学的道统是一种抒情的道统并不算过分。我这个看法，简言之，我想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世界文学。藉此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的特色，并且——在它可代表远东各种文学传统的范畴中可以了解东方文学或多或少连贯在一起的整体和西欧文学在一个焦点上并列而迥异。 ……把抒情体当作中国或其他远东文学道统精髓的看法，很可能会有助于解释东西方相抵触的、迥异的传统形式和价值判断的现象。③ 在这里，陈世骧指出其“抒情传统说”至少有三层重要意义：一是揭示出中国文学的“特色”。“发愤抒情”和“触景生情”“寓情于景”在中国文学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传统乃至“道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意味着“抒情”就是中国文学的“特色”或者“精髓”之所在。如此则陈先生就在纯粹的客观知识论的层面完成了对中国文学的确认与命名。这意义自是非同小可。二是有助于揭示造成东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传统形式”和“价值判断”上差异的原因。中国文学一切归之于“抒情”，其表现形式与评判标准自然与更重视叙事的西方文学迥然不同。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批评在言说方式与评价标准上与西方存在的种种重要差异，根本而言也都是源于中国文学的这一“抒情传统”。古希腊的文学批评专注于史诗和戏剧，对抒情诗极为忽视，以此为出发点，经过“一个一个世纪地向前推进”，从而“演成后世酷爱客观地分析布局、情节和角色的癖好；其影响所及，连我们今天在研究诗歌或他种文学的时候，都还有些拘泥于它的方法”。相比之下，中国文学批评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它的正派批评则拿抒情诗为主要对象。注意诗法中各个擘肌分理、极其纤小的细节。它关注意象和音响挑动万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内在情感和移情气势维系，通篇和谐。”④三是有助于对“世界文学”有更加准确客观的认识。因为有了以“抒情”为特色的东方文学的参照，西欧文学的特色也就自然而然地凸显了出来。这样便可以对世界文学的整体样貌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理解，而不至于偏于一隅。然而陈先生的志向似乎还不止于此，他还想进而揭示人类文学的普遍本质——“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诗的传统”⑤。其所隐含的意思是：“抒情”才是一切文学的真正本质，因而“中国的抒情传统”实际上才是世界文学之正统。可见在这篇篇幅短小的发言稿中，陈世骧先生赋予了十分丰富的内涵。 与陈世骧一样，高友工也是旅居海外多年的华裔学人。在陈世骧的基础上，高友工对“抒情传统说”进行了极大地丰富与深化，使之成为一种既具有理论的支撑，又有着具体文体和文本依据的文学理论体系。简略言之，高友工对“抒情传统说”的阐发有如下要点： 首先是大大强化了“抒情传统”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的普遍意义。如果说陈世骧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抒情传统说”的，那么高友工则把“抒情传统”泛化到整个文化史之中了。在谈到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时，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