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场中进行美学和文艺学思维，把文化问题凸现于革命的前台，从审美中寻求社会解放的道路，确是一种特殊的文艺政治学。这种极其政治化的美学和文艺学，在马克思早已超越了席勒美学神话的地方又退到席勒，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乌托邦化，终因对现实的改造无能为力而走向幻灭。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可以从建立科学的文艺政治学、重视大众文化和通俗文艺、加强文艺需要和功能研究等方面得到启示。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艺政治学 文化革命乌托邦化 大众文化 需要体系 当瓦·本杰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前言中提出“艺术政治学”这个概念时，他算是画龙点睛般地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寻求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解放和人性解放的革命道路，试图提出一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革命学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主题。但是，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们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化问题上，而文学艺术又首当其冲。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革命似乎愈来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更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文艺和文化问题，竭力发掘文艺和文化的政治潜能，企图通过文化革命去实现政治革命所不能完成的革命目标。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研究的重点和角度各不相同，具体的结论也歧异互见，但都围绕和关联着这个政治性的总主题。这就使他们的美学和文艺学主要成了文艺政治学。在这里，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先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密切联系，后来逐步扩展到一般人性的解放，到了马尔库塞等人，更把这种解放归结到性解放和建立“新感性”的领域，并进而把艺术的美学形式也赋以政治的潜能。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社会现实，这种文艺学和美学尽管自有其重大的批判文化意义，却在实际上不能有所触动。毫无疑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语境是根本异趣的。但是，这两种语境并非绝缘。当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增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对话时，当现代高科技对文化的渗透已经跨越国界，从而使两种文化语境出现某种程度的叠合与交融时，更由于在寻求无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和人性解放这个出发点上的某种一致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对于我们的文艺事业和文化建设是大有可资借鉴之处的。而这正是我们对这种美学化的政治乌托邦尚有兴趣的原因所在。 极力介入政治场的文艺和美学思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他们有的本来就是革命家乃至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有的是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有的是社会政治活动家，有的即使是单纯的学者，也有过政治活动的经历或对社会政治斗争充满热情。他们都置身于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场中。他们对文艺学和美学问题的思考，或者被纳入其政治思维的总体范畴之内，或者把文艺学和美学问题本身政治化。总之，无论其文艺学和美学思维的出发点还是归宿，都是政治性的。他们的文艺学和美学思维，在整体上极力介入特定政治场的产物。 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葛兰西和卢卡奇被看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特定的政治场中展开其文艺学和美学思维的，这就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开了先河。他们以其“总体性”、“总体革命”和“主观革命”的观点，把文化革命提到了与经济政治革命同等重要的高度。“总体性”的观点是卢卡奇针对所谓“经济决定论”提出来的。他认为，资本的专政不仅表现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的方式、消费的模式以及劳动、思维和生活的方式上，这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上的总体专政。因此，单纯的经济改革或政治改革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用一个全面的替代物即“总体革命”去与之进行斗争。为此，葛兰西强调了“主观革命”的意义。针对资本的总体专政，他们提出了“总体性社会主义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必须增加货物和服务的数量以消灭贫困，而且要改变生存的性质，改变人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这个总体性的革命，包含了物质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和渴望的彻底改变，包含了意识和情感、工作过程和闲暇的彻底改变；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道德的和美学的天地。基于这种总体性的设想，也由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革命的特殊困难，文化革命就被推到了最前面，文艺和审美的问题也就凸现在革命的前台了。 葛兰西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建立“民族——人民”文学。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文学才能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欲，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种文学是民族的，它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种文学又是人民的，从而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相区别。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他特别重视通俗文学的问题。他一方面肯定文艺的艺术特性，同时强调革命政治对新文学的作用。他吸取克罗齐的“诗歌不产生诗歌。孤雌生殖是不存在的”这一见解，指出：“文学不能产生文学。……它们的诞生，不借助于‘孤雌生殖’，而是借助阳性元素的参与，即历史、革命活动的参与。”①在葛兰西看来，无论是要发动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这个革命的目的本身，都是要创造“新人”。这种“新人”决不消极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客观性状态，而是建立起一种“反主导”的世界观，同时，他还具有同资本主义的剥削、自私和个人主义等相对立的道德面貌。要创造这种“新人”，必须有“民族——人民”的文学；而要创造“民族——人民”的文学，作家们首先必须成为这种“新人”。 现实主义问题一直处于卢卡奇的文艺学思维的中心。他不仅把现实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反复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态度和观点，而且还把现实主义同民主直接联系在一起。他说：“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作品和描写里，总是民主的同盟者。”又说：“民主文学的必然性就是现实主义”②。他对“客观整体真实性”的强调，他肯定“体验”和“叙述”而贬抑“观察”与“描写”，他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向内转”倾向的批评，他对现代艺术自由的主观形式内涵的揭露，无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密切联系。卢卡奇根据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观点，特别重视现实主义的能动性。这导致他把现实主义定于独尊，并直接引起过政治性的批判，认为他忽视甚至反对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必要性。而实际上，卢卡奇的本意正是要作家通过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和实践，去战胜和克服世界观的消极因素对创作的影响，至少确保文学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在他看来，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