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写文学史”开始的文学史反思，已经从对一种文学史观的反思拓展到对文学史建构中一切先在观念的全面批判，在当前很多学者的眼里，“文学史”已经成为“权力”、“遮蔽”、“压抑”的代名词。对传统文学史、文学史理论的“破”也催生了文学史家对理想文学史的“建”：一些学者对文学史“原生态”①、文学史“多样性”② 等力图无限接近文学史变迁客观现场的追求日渐在学界成为一股潮流。由于这种理想文学史模式在学界命名不一，为了表现其统一的特征，我将之概括为“客观化”文学史。典型的例子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改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现代”、“中国”这个空间里所有发生的文学，包括文言文学、国民党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翻译文学等都容纳进文学史，以形成文学史的‘客观化’面貌。③ “客观化文学史”追求反映出当代学者力图摆脱笼罩在文学研究上的二元对立思维，实现文化多元化的决心和期望；它的背后也有着当前文化接受多元走向的现实支撑。但是，因为“客观化文学史”追求主要的出发点依然建构在对传统文学史、文学史观弊端的反拨之上，且有意无意受到当前后现代文化理论对现代性批判的时尚影响，所以在追求“客观化”的同时缺乏了对自身学理可靠性的反思，也忽略了这种文学史理想进入实践层面可能出现弊端的蛊测，使文学史“客观化”追求呈现不合常理的“一边倒”普遍认可。本文试图从反向角度出发，对当前文学史反思和“客观化文学史”追求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一、相对主义的陷阱 文学史反思能够在中国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源于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两种意识形态：左翼话语和现代性话语。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文学研究当中——的确产生了桎梏研究者思维的力量，压抑或遮蔽了很多应该受到重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而且，两种话语制约下的文学研究也与当前越来越多元化的文化语境、文学事实相隔离，使文学研究失去了解码当下文化现象、参与社会公共话题建构的功能。因此，学者通过文学史反思抨击这两种意识形态既言辞灼灼，又皆大欢喜。然而，文学史反思对传统文学史“破”的积极意义并不能成为“客观化文学史”“建”的合理化基础。“客观化文学史”可以抛弃制约文学史建构的左翼话语和现代性话语，但不可能抛弃文学史建构中诸如“精英主义”话语、“文学性”话语等观念预设。 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言，文学史反思所追求的“客观”无非是既要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发生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也要看到国民党文学、汉奸文学；既要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现代白话文学，也要看到延留在20世纪的文言文学、旧体文学；既要看到为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而产生的严肃文学，也要看到如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通俗文学；既要看到在具体时间段上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还要看到存在的“潜在写作”。并且，文学史写作对待这些文学要一视同仁，不容偏私，让读者自己体会20世纪中国文学多彩、繁复、立体的文学存在。这种文学史设想相对于传统文学史著的确显现出公允、客观的姿态，但如果仔细考量，依然没有摆脱“精英主义”的先在偏见。 钟敬文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分成三个层次：上层文化（精英文化）、中层文化（市民文化）和下层文化（俗文化）。④ 这种文化的划分尽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失去了政治基础，但随着当前社会分层理论的重现，以及20世纪一半时间的旧中国事实，三种文化形态其实一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左翼文学、国民党文学、汉奸文学、自由主义作家文学等牵涉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文学可以说是精英文学；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文学、部分市民小说等具有文化消闲功能的文学可以算做市民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史反思所要建构最大接近“客观”的文学史只包含了精英文学和市民文学，而没有包括俗文学。难道20世纪中国就没有俗文学吗？显然不是。童谣、民谣、民间曲艺、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等等“俗文学”在20世纪中国力量壮大，且还对精英文学、市民文学的发展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无论追求“客观”，还是考虑文学史研究需要，都不能忽视它们。略举一例说明，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歌谣”就起到不可忽略的过渡作用，“出于启迪民智的需要，作家们争相仿民间歌谣创作”，“学堂乐歌”、军歌等种类繁多的歌谣在当时甚为流行，而且其中很多作品已经完全具备了现代白话文学的语体和文体特征⑤。有研究歌词的学者指出，如果完全按照新诗语体和文体特征来考察中国现代新诗的起源，发轫之作就不是胡适“新诗成立的纪元”的《关不住了》⑥，而是1902年沈心工创作的“学堂乐歌”——《体操》：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⑦ 所以说，如果不将俗文学纳入到文学史当中，所谓“客观化文学史”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客观”而已。而就当下文学格局而言，大众文化的猖獗：流行歌曲、小品戏剧、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等，无论在接受影响力还是在作品数量，都不只是“客观化”当下文学的半壁江山，但文学史反思者至多可能纳入一些有精英文化取向的大众文化作品，绝大多数依然置之不理或一笔带过，请问这样的文学史“客观”吗？不愿意将这些“俗文学”纳入文学史，原因无非是因为“俗文学”艺术品味低，而且作品数量大、更替速度快（不容易为文学史编纂者把握）——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学史编纂者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思维。 此外，文学史反思的学者也往往忽略文学史建构中“文学”本身也是一种先在观念。在我们心理当中，“文学”似乎不言自明，直接联想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有虚构特征的文字作品，因此将“文学”与“非文学”比较清晰地区分开来。但是，就当下文学现状而言，“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日渐模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日渐式微，“非文学”作品，譬如广告、理论著作、新闻报道等又普遍开始了“诗性”追求，如何甄别“文学”已经非常困难。当下，学界对“文学性”的反思已经抛弃了传统“文学自足性”理解，开始接受特瑞·伊格尔顿将文学视为“关系的存在”的理解⑧，也就是说文学已经不可能再为自己划定独立清晰的疆界，只能在与政治、社会、商业化等对比中反观自己的存在。这样一来，不光是我们理解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翻译作品、理论著作、影视作品、广告作品等等都可以纳入到文学的范畴当中，文学史如果抛弃了它们也只能说明是一元化思维的产物，归根结底依然是现代性宏大叙事在作祟。但是，这种文学的认同方式显然超出了文学史所能承载之重，文学史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可能完全穷尽一个时代的文学“原生态”，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文学史的乌托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