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2-0072-06 一 全球化文化视野为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理论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应的文化研究理念的确认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机遇，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20世纪最后的10余年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是十分显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较早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从相对单一的文学研究转向了整合性的文化理论研究，以适应世界性文化变革和文学变革的选择和需要。概括地看来，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值得重视： （一）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讨论到具体的文学史重写。 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概念界定和“重写文学史”问题，曾经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上展开了各种“笔谈”或讨论，问题已经从过去时间的整合走出，更多注意到学科性质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性”、“知识谱系”等核心问题的挖掘，进入了深层次学史成因和过程的清理和阐释。同时，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像以往那样只是大量的增补式的重复出版，史家的选题与写作较以往的文学史更加慎重和严肃，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2001年出版的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创意和写作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新意和探索性。另外，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各个门类的专著[1]，其史的突破与专题的深入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新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开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语境、生产过程、文化关系的外部研究。 报刊媒体、出版市场、文学团体流派的形成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此所作的研究从粗线条的梳理，到对具体的某一个刊物和群体的个案剖析都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出版媒体和社团流派的研究都有新的成果，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重要的学术期刊辟有“人文期刊研究”专栏，出现了像《宏大叙事的样本——阅读〈当代〉1979-2000》[2]这样的研究某一种重要期刊的研究文章。其他方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源流与历史传统、社团流派、考证范畴研究、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研究和港台华文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开发，并产生了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本现象研究、审美研究、诗学、叙事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属于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宏观理论视野内，近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对过去被忽视的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穆旦等作家的再发现和再认识，一方面是对一些曾经被误读或简单化处理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在女性视角、地域文化、心理分析、生命意识等多维视角下重新读出新意，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史在呼吁了多少年“经典”化、文学审美化之后，今天开始具体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深入细致的认真研究作品文本个案，从而对作家作品的原意作出更合理的阐释。作家作品的解读直面文本，开掘文本最深层的结构脉络，揭示作家最隐秘的心理情感，作品潜在的主题和意蕴。近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在这方面成果最为显著。 二 当然，全球化经济、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由此带来的文化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也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而言，真正的立足点应该在什么地方？文学的文化研究旨归究竟在何处？是测重于文学外部还是文学内部？文本解读的基本出发点是作家的作品还是研究者的主观阐释？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所不能回避的。当我们注意到文学视野扩大和文化边界的开放性的时候，将现代文学的变迁与出版、编辑、副刊、稿酬等媒体和文学生产过程中的诸种因素相联系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方面的研究显然大都还仅仅限于对上述种种关系的梳理和描述的层次上，这较之过去文学单一的理解是进步了，但是从作家、群体、社团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的意义上看来，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本体思考尚缺乏细致的辨析，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文学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某些不确定性的东西，但又常常使得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谜团之中。就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而言，纯文学自足的封闭性虽然打破了，但是许多文章对作品的解读也出现了过分主观化的臆断。如对鲁迅的《日记》中的“夜濯足”的考据，研究者由“夜濯足”寻觅作家性爱、婚恋的线索，并以此解释其作品。此类研究成为某一细节或现象的无限扩大而随意引申，而使得文本完全与意义本源相脱节，其研究的内涵是游弋的和不确定的。此类研究往往将作家作品作为其他某个事物的实例和征象，而不是对作品文本内涵本身感兴趣。还有，某个时期内个别作家的同类研究相对集中，像不同版本的《张爱玲传》《徐志摩传》都在一两年内出版10余种之多，再如像《鲁迅风波》《评说郭沫若》《再读胡适》《才女世界》等不太严肃的“戏说”类的著作或丛书充斥各种大小书店的书架，此类著述也美其名曰文学的“文化现象”研究，事实上有损于现代作家研究的历史客观性、严肃性、经典性和学理性。这类研究表明，在后现代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追求消费的商业化的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不再耐得住寂寞和清贫，自觉不自觉地失身于现代都市的喧嚣和现代传播媒体图像世界的诱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