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的别样作用”（19世纪后期） 对大众文学浪潮的反应，在德国仅限于理论上的忧虑，感到徒劳无益，而在其他国家，则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前景和更大的政治自由。尤其在英国，大众艺术的批评家们尽管在审美领域内拒绝它，但还是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更深层的社会力量的诸多体现之一。 早在1800年，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著名序言中，就阐述了这一新的态度。实际上，当大众作品的大潮抵达德国以前，它就已经冲击英国几十年了。当时这位伟大的英国诗人发出了警告，认为真正的艺术所表现的“优美与高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相当地来自“长篇小说，苍白而愚蠢的德国悲悼剧以及充斥着空虚与放纵叙事的诗歌作品”。在分析这种大众文学的传播时，他使用了心理学概念，那对现代的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即现代人对“粗俗和暴力刺激”的需求，会使得“心灵的辨别力迟钝”，而真正的艺术的作用则是激发这种力量。大众文学使人的态度变得消极，或者用华兹华斯的话来说，退化到“一种几乎野蛮的麻木状态”。他发现这些倾向是由社会变化造成的，因为“国家大事每天都有，为此知识积累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增长”。在同一篇文章中，华兹华斯说自己的作品是尽绵薄之力，以“抵抗新的堕落”倾向。 与19世纪德国的大众文化批评相较而言，以下引述几乎涵盖了英国批评初期具有的所有主题：即对艺术的关注从属于对文化整体的关注；集中关注制度化带来的社会压力；特别强调来自因循守旧的威胁；尝试对观众的态度作出说明，但不是以人的某种天生脾性，如惰性、消极性或低级本能为基础，而是把这种态度看作是社会压力的自然结果。最终，批评家们相信伟大的艺术能够抵制日益工业化的恶劣影响。 阿诺德与白哲特 在英国批评家中，马修·阿诺德是一位非常雄辩的代言人。与华兹华斯不同，他追随帕斯卡尔，更多关注的是精神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华兹华斯所谓的“优美和高贵”，对他来说就是“精神性、甜美和启示”。（注：此处及以下都引自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1869年初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pp.22—23; pp.60—61; pp.69—71.）在华兹华斯追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地方，阿诺德则指出，莱辛和赫尔德拓宽了生活的根基，通过散播“甜美和启示，从而使理性和上帝的意志盛行”。他深感忧虑，唯恐工业化的迅速蔓延会湮没“文化”，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是“尽善尽美的理想，是心灵和精神的内在状态”。他认为，真正的文化的这一作用，对人类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这种功能在我们现代世界尤其重要，我们的整体文明程度比希腊和罗马文明要高出很多，机械的、外向的以及越来越笃信机器的趋势……是困扰我们的危险因素。 这样，把文化的目的与对工业进步的关注相提并论后，阿诺德接着论述了大众文化的独特现象。与帕斯卡尔不同（或者，对此而言，也不同于现代“小报”上的社会批评），在对待游戏、运动和大众传媒时，他把它们看作是远离生活真实本质这一相同趋势下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过去的青少年一代所迷恋的游戏和运动，可能为未来的工作塑造了更好的体魄……而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则牺牲了这一切。 同文中，他抨击了为大众消费服务的文学生产者。 许多人设法给予大众所谓的精神食粮，并准备采用某种他们认为符合大众实际情况的方式。对于这一为大众服务的方式，一般的大众文学正是例子。 他认为，这种运作与文化是不相容的，文化具有“别样的作用”。他也挑出报纸（尤其是美国报纸）来专门抨击，并发现它的实用主义正是文化的反面。 由于要煽动人们去读《圣经》和报纸，煽动人们去获得事务的实践知识，所以国家更高的精神生活对人们帮助不大，不像文化所真正为人们设想的那么多；而且，文化的真正概念……正是美国所缺少的。 瓦尔特·白哲特在写于1867年的《英国宪法》中论述说，英国倾向于“生活的外部表现”，远离“真正的哲学”，暴露出这个民族越来越追求肤浅和爱慕成功的风尚。他担心，职业政客和职业生意人之间的不幸联盟所造成的压力，会使英国贵族政治的价值观误入迷途，同时，他也痛惜，这种现代偶像崇拜将会影响到民族文学作品。 对社会等级的崇敬——至少就世袭等级而言——并不是基于对金钱的崇敬。举止礼节在特定等级中属于半世袭的遗产，且被看作是高尚的艺术之一。它是一种社会风尚；体现在人类日常的口头交往中，而文学表达艺术则体现在人们偶尔的笔头交往中。（注：Walter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The World's Classics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44),pp.80—81.） 他把报纸阅读独立出来，认为这是唯一还能找到大批读者的知识活动。正如欧洲或美国的经典社会学家（特尼斯Toennies，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沃尔德Ward或罗斯Ross）一样，他指出报纸增强了公众舆论的力量，但这又蓄意受控于特定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尽管这样，危险之特征也是公众生活这一特定称谓所赋予的。报纸每天不停地描述惹人注目的事情；评论它的特性，详数它的细节，调查它的动机，预料它的原因。”谈及政治领域，白哲特抱怨报纸“给了它一种优先权和显要性，对其他领域来说可不是这样”，“文学领域、科学领域、哲学领域不仅比不上政治领域的显要性，并且相较而言几乎毫无价值。报纸不提它们而且也不可能提到它们。”白哲特离开了由席勒所推进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认为这一倾向的根源在于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终究是被引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