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集中讨论隐喻理论的无限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由于包含着诸如“意象”和“情感”等术语，因而听起来它只是心理学的。我倒认为它发轫于隐喻的语义学理论和意象及情感心理学理论的边缘。说到语义学理论，我指的是考察隐喻通常提供不可译之信息的能力，以及相应地对它宣称为现实提供真实洞见的考察。我致力于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包含通常被描绘为心理学环节的“意象”和“情感”作为其必要的构成要素，那么这种考察能否得以完成。 亚里士多德首次对隐喻的能言善道的论述已经暗示了（我称为之）想像（包括情感）在隐喻的意义建构中的语义学作用。他谈到使话语如此显现的一般的语汇——即措辞，言说艺术及表达风格等，隐喻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还说，创造好的隐喻依赖于沉思相似性的能力。而且，这种好的隐喻的生动性在于它们能够把呈现的意义“置于眼前”。这里说的是一种图示性维度，人们可以称之为隐喻的意义的刻画功能。传统的修辞证明，暗示贯穿了涉及隐喻的语义学地位的任何具体理论。尽管修辞赋予话语准身体性的外在化，“言说的形象”暗示了，在隐喻中，像在其它修辞或措辞中一样，通过呈现经常刻画人类面部表情、“形象”的形态和特征，话语假定了身体的性质。通过为文本提供形象，修辞让话语显现。当他在一般交往模型中把“诗”的功能描绘成为了文本自身的物价稳定措施时，罗曼·雅各布森作了类似的解释。同样，比利时的新修辞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德罗芙把“形象”定义为话语的可视性。格拉特·格内特在《形象Ⅰ》中谈到了作为“语言的内在空间”的偏离。他说，“简单日常的表达没有形式，（言说的）形象有一些。”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只暗示了问题而没有提出陈述。而且，我还意识到他们给事实增添了困难，即他们打算隐喻地谈论隐喻并介绍一种遮蔽问题的循环论证。但“隐喻”这个词本身不是一种隐喻，一种空间替代及转换的隐喻吗？我们谈到的“言说的形象”（隐喻）是否恰好必然包含了空间性隐喻还大有问题。我们怎样来正确地评价想像和情感的语义学作用呢？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创造好的隐喻就是沉思相似性或者（根据其它有些翻译）就是对相似之处的洞见那样，看来正是相似性作用暗示了图示性或象征性环节。但为了正确地解释隐喻中的相似性作用并恰当地介绍图示性或象征性环节，有必要简要地回忆一下与古典修辞传统对立的隐喻理论在语义学层面上所经历的变异，该传统根据偏离来正确地描述隐喻。但这种偏离仅仅被错误地归结为分类。不给某物以通常的普通名称，相反，却借用一个亚里士多德用语中的“外来”名称来给它命名。这种名称转换的基本原理被理解为事物本身的客观相似性或理解事物的态度的主观相似性。由于涉及到这种转换的目标，它要么被视为填补语汇的空白，从而为决定新事物、新观念及新经验的正确命名的经济原则服务；要么被视为修饰话语，从而为意在说服和取悦的修辞性话语的主要目的服务。 当马克斯·布莱克把它描绘为语义学理论的互动理论（与替代性理论相对立）时，相似性问题得到了新的论述。隐喻的意义承担者不再是词而是整个句子。这种互动过程不仅仅是词与词的替换，名称与名称的替换——严格说来它只定义了转喻——而且是逻辑主词与谓词间的互动。如果隐喻是偏离——这一点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以新的方式得到描述和解释——这种偏离影响谓词结构本身。结果，隐喻不得不被描述为偏离的谓词而非偏离的分类。如果询问这种偏离是如何获得的，那么我们就靠近我称之为相似性的东西了。法国诗学领域的理论家让·柯恩，在《诗的语言的结构》中以语义学的不敬谈到了偏离，其意为对决定谓词的日常使用的成因的恰当性或相关性规则的亵渎（注：让·柯恩：《诗的语言的结构》（巴黎，1996）。）。隐喻性陈述通过建立新的语义学的恰当性来减少句法的偏离。相反，语汇的偏离保护了新的恰当性，这种语汇的偏离因而是一种词形变化的偏离，即恰恰是古典修辞学家们描述的偏离。在这种意义上，古典修辞并没有错。但它仅在词的层面上描述了“意义的效用”而忽视了意义层面上的语义学转折。就意义的效用被集中于词上而言，它是对的，整个句子产生了意义。隐喻理论正是以这种方式依赖于句子的语义学。 首要的问题是要理解相似性是如何产生意义的。接下来要“正确”地把图示性或象征性环节和相似性联系起来。第一步是相似性工作，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只强调隐喻的偏离，甚至把亚里士多德和所有古典修辞家描述的语汇偏离本身与需要语汇偏离的语义学的不敬区别开来的话，那么，我们对语义学革新还不过一知半解。关键是语义学革新，由于它，新的恰当性、相称性以整个句子“产生意义”的方式被建立起来。隐喻的创造者是有着文字技能的工匠，他为了书面翻译而从不连贯的句子中为新的翻译划出有意义的句子。新的翻译称得上是隐喻的，因为它产生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偏离的隐喻，换言之，隐喻的意义不仅是语义学的碰撞而且是发轫于字面意义的崩溃的新叙谓性意义，即发轫于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我们的词语的普通的或通常的语汇的价值，就会崩溃的意义。隐喻不是奥秘而是对奥秘的解答。相似性和想像在语义学革新的变异中发挥着作用。我认为，只要人们对休谟的作为虚弱表象的意象理论了然于心，那么这个作用只能被误认为知觉的残余。如果人们转移到别的传统，根据该传统，想像被还原为两种连接方式的交替，即要么是连续性，要么是相似性，那么它仍然没被得到理解。不幸的是，就连雅各布森这样重要的理论家也持此种偏见，对他来说，隐喻的过程与同义反复的过程相抗衡，就像在相似性领域里作为其它符号的替代物的符号与符号间的连续性的连接相抗衡一样。必须理解和强调的是内在的相似性方式和想像方式——即并不外在于叙谓性过程本身。换言之，相似性必须与语义学革新本身的偏离、怪异及新颖相适应并且同质。这如何可能呢？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隐喻的互动理论帮助描绘却没有解决字面意义的不一致性在两种语义学领域中向隐喻的一致性的转换。尽管意义间的位置的改变只在逻辑空间里发生，空间的隐喻在这儿仍旧有用。语义学的邻近性产生有意义的隐喻性句子特有的新的恰当性或一致性，术语不管它们的位置骤然获得了这种邻近性。相距遥远的事物或观念看来如此接近。最终相似性成为揭示异质观念间的血缘关系之修葺。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名称转移的东西，即意义的转移，无非是逻辑位置的由远及近的运动和转换。近来的包括马克斯·布莱克的理论在内的某些隐喻理论的空白恰好与这种转移特有的革新有关。（注：布莱克用“常识联想系统”来解释隐喻过程没有解决的革新问题，就像下面的保留意见和限定条件所暗示的：“就像常识一样，具体地建构起来的暗示系统支持隐喻。”（《模型和隐喻》（犹他，纽约，1962）第43页。而且他还写道：“那些暗示通常由关于从属主词的常识构成，但在适当的时候，作者建立偏离的暗示（第44页）。”我们怎样思考这些建立在这种背景之上的暗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