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中国的孔孟学说、印度的释迦牟尼和婆罗门教义、波斯文明和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中汲取营养。这种借鉴东方思想，并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认识自然和事物的方法直接启发了美国作家。我国学术界一般只注意到爱默生的豁达和对异域文化的包容性，认为他对异文化采取的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从学理上基本肯定了爱默生的做法，并将他看作中美文化比较的范例加以认识和传扬。（注：探讨爱默生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述颇多， 基本上认同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借鉴以及后者对他思想形成的作用，有关论述可以参阅常耀信：《爱默生和孔子论人性》，载《美国文学》1987年第1期；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3页和张弘等：《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3—127页。）不过，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探讨爱默生认知结构中对异域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所持的排斥态度。笔者在深入阅读爱默生具体文本的过程中发现他的思想相当复杂。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认识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其审视异域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变化的，明显受到所处时代东方主义思想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东方”的定义入手，并借助萨伊德（Edward Said， ）的东方主义理论对爱默生创作中所流露的东方主义情感进行解读。失当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东方”的由来与东方主义涵义 所谓“东方”原先是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是先民对自然方位现象观察、命名后的约定俗成。先民把太阳出来的方向称作东方，把太阳落山的方向称为西方，正如《史记·历书》里所说：“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注：参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46页。）这恰好说明东、西二元对立的概念是由自然规律确定的。如果仔细翻阅西方人的著作就不难发现，“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也有“逐渐向日出方向延伸”的含义。（注：引自朱坚劲：《东方社会向何处去——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4页。）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甚至把世界历史发展轨迹看作类似于太阳的行程。他以作为自然的太阳为基点表达自己的地域观念：“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在的物质的太阳，便从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高贵的文明”。（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48—149页。）事实上，任何方位概念都是相对的，在不同时代或语境下，随着说话者立足点的不同或观察事物角度的不同，“东方”或“西方”会发生位移。但在西方列强的入侵、殖民统治和洲际观念的影响下，“东方”的含义已从单一的“方位”概念逐步移向“地域”或“地缘”概念。“亚洲”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尽管习惯上人们说“东方”就是指“亚洲”，但两者在具体语境下的语用含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往往带有某钟含混性，甚至过于笼统，而后者则纯粹是个地理学的概念。 在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一书中，萨伊德把“东方”归纳为一种欧洲意识的产物，是对它的一种臆想或想像。由此而发展的一种姿态、一些思想或观察事物的视角以及用其来描述、解释、建构和使用东方的做法都属于东方主义范畴。在他看来，“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泉，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显然，东方主义者所建构的东方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充满异国情调、色情的地域”，既是神秘故事的居所，又是残酷野蛮的上演地。（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p.1.）因此，萨伊德认为东方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与西方一样，东方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且扩展到地域。作为一种地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实体，“东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注：Orientalism,p.5.pp.5—6,P.6.pp.1—3,p.3,p.94,p.188,p.208,p.219,p.6.）他紧紧抓住东、西方这对矛盾，深入剖析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指出这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注：Orientalism,p.5.pp.5—6,P.6.pp.1—3,p.3,p.94,p.188,p.208,p.219,p.6.）东方是被西方“东方化的”，因为它已经深入到西方人的潜意识中，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所认定的”， 成了一种“可以被制作的”、驯化了的东方。（注：Orientalism,p.5.pp.5—6,P.6.pp.1—3,p.3,p.94,p.188,p.208,p.219,p.6.）西方对东方的表述，不管何时何地都具有类似的特征。萨伊德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这两部著作中的话语理论语言来描述和解释东方主义。他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也是“西方用以控制、重构和君临东方的方式”。（注：Orientalism,p.5.pp.5—6,P.6.pp.1—3,p.3,p.94,p.188,p.208,p.219,p.6.）在萨伊德那里，东方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学科性的学术研究实践，专门负责处理东方的西方集体制度，即“对东方进行描述、遏止和控制，教授它和研究它、发表有关陈述、授权有关它的某种观点以及通过这样那样的手段对其进行统治等”。可见，“东方主义是作为一种西方手段用以主导、重构和制控东方”。（注：Orientalism,p.5.pp.5—6,P.6.pp.1—3,p.3,p.94,p.188,p.208,p.219,p.6.）不过，萨伊德最为有意义的讨论在于东方主义“文本不仅能够制造知识，而且能够创造他们似乎想描述的那种现实，”（注：Orientalism,p.5.pp.5—6,P.6.pp.1—3,p.3,p.94,p.188,p.208,p.219,p.6.）着力说明欧洲如何“发明”有关东方和东方人的想像以及这种表述又怎样沦为一种工具用于殖民主义的征服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