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1)08-0175-07 文化的影响力与文化生产能力、文化建构能力、信息渗透能力、舆论引导能力等息息相关。在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梳理、挖掘和研究文化模式的理论资源，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影响的若干维度、要素和坐标做出系统的理论概括，有必要探索和总结中国文化影响的成功范式。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与中国文化影响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有助于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传播内容和传播途径，有助于在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性比照中，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强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一、文化模式的理论资源 “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是1934年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率先提出的概念。为认识和理解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本尼迪克特对认知对象进行了分类并将其范畴化。其原初的理论出发点已经少有人关注，但这一概念经多次使用之后，被附加上了诸如文化概括性特征、文化倾向、文化的普遍认知等模糊的意义，盛行于20世纪中后期并蔓延到其他学科领域。 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1]。也就是说，围绕一些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的民族给予的关注不同。对于这些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的民族处理的态度也不同。例如，对于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民族分布的关注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从何处解释其原因呢?当采用一种民族的认知格式去解释另一民族的认知结果时，往往会产生难以解释的困惑。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这种对于文化特性的认知差异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整体的差异。一种文化因素，或一种社会现象，何者为优，何者为劣，不同的民族之所以产生泾渭分明的差异化解释，涉及不同的文化对于各种文化特性做出的富有自身特色的系统性配置。这种归因性探寻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建立“文化模式”的基本理论初衷。 进一步而言，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要做出合理地配置，且这种合理性又显示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是因为这种基于文化独特性的合理化配置，涉及这些社会文化现象存在、继承、发展的价值问题。在本尼迪克特看来，相对于一种文化，一种获得重视或获得充分合理化的现象和特性，在另一种文化里未必是重要的，甚至可能被弃用。一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特性在一定的文化体系里被合理化，意味着这种文化共同体成员赋予这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特性以重要的意义。关于一定的文化特性或社会现象的意义比较，并非来自相关的文化特性或社会现象本身，而是来自其在整个文化体系里的定位。定位涉及结构问题，文化模式提供了这样的配置秩序，并为此做出意义解说。反过来讲，如果撇开文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抛弃由此形成的文化模式，那么文化特性或社会现象就会处于零碎状态，其意义解说将简化为当下的实际功用。这样的简化否定了人类对自身劳作结晶反思、储存、传播的必要性，也就丧失了文化概念的成立前提。文化模式在根本上是不同民族反思、实践的结果，是不同民族处理文化现象、文化特性、自身方位的本质需求。这也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现象多样性与文化模式统一性、整合性、系统性最终实现汇聚、结合的道理所在。 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的发展变化，对于自身面临的文化特性、社会现象总是做出稳定中的动态解释。这种稳定和动态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就不同民族而言，其间的文化模式总是显示出稳定中的差异，总是有一条无形的线索把不同的文化划分开来，这种划分不仅体现在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特性意义的认知和解释上，还体现在文化的总体倾向上。而文化模式的动态性，既指同一民族的文化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结构性差异，又蕴含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成员在文化实践上的个体性差别中。 既然文化模式表现出体系性和结构性特征，其中又有动态和静态的辩证结合，那么对于文化模式的探究，则存在着结构分析的可能性，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的论述中就曾经对于文化模式提出过结构主义式的解析。在中国，庞朴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 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含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如果把文化整体视为立体的系统，那时它的外层便是物质的部分——不是任何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第二自然”(马克思语)，或对象化了的劳动。文化的中层，则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机器的原理、雕像和意蕴之类；和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的人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猜想、数学构造、社会理论、宗教神话之类；以及，人类精神产品之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之类。文化的里层或深层，主要是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文化的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文化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有自己的一贯类型，有自己的主导潮流，并由此规定了自己的发展和选择：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的要素[2]。 庞朴的论述实质触及了不同文化模式相遇时有可能发生的文化间关系，即“吸收、改造或排斥”的关系。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模式和异域文化模式处于一种相遇的状态，使异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存在着“吸收、改造或排斥”的可能性。对中国文化模式吸收的，可能是异域文化模式中缺乏的成分；而改造的，可能是对于中国文化模式进行异域性本土化调整的可接纳成分。至于异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模式的排斥关系，往往表现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方面，因为对于这种文化模式核心元素的接纳，最有可能动摇异域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模式和异域文化相遇的状态，及其可能出现的逻辑规律是当前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向外推广中国文化，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需要秉持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