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之年？ 2000年在人们的殷勤中“如期”降临。尽管毫无疑问，剥去了层层包裹着它的言说与语词，2000年的1月1日，一如每一个普通的日子，用海明威的说法，便是“太阳照常升起”。 由于与西方世界的心理时差与距离，千年之末，甚至在我们的心理体验和感受中，也并非一份真切的存在。这不仅由于作为非基督教信仰的东方世界，我们事实上无从体验千年之末——尽管已是第二个千年——在基督教的世界图景中的末日劫难、最后审判与救赎的意味；而且由于尽管历经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百年，现代文明——准确地说是西方文明仍在诸多话语建构中，被描述为外在的、全能的拯救力量，因此我们无法真切地体味显影于这一千年之末的文明的分外脆弱的外壳。与“千年虫”相伴随，或者说以“千年虫”为偶然的表征，人们不得不正视，我们认定以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为丰碑的现代文明，事实上建筑在极为脆弱的外壳之上。但有趣的是一项综合有关机构的社会调查表明，中国百姓1999年“最不上心事”，是“‘千年虫’捉到没有”。这与其说表明中国仍置身于第三世界“滞后”的生存现实之中——仿佛“千年虫”仅仅威胁着电脑拥有者的利益，或仅仅是有限“网虫”们的奢侈烦恼；不如说由于我们不愿、也无法相信西方现代文明建构了一座硕大无朋的活火山，并将全世界放置其上。当中国传媒喜气洋洋地追随着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穿洋跨洲，当中央电视台与全球同步将人们的视线牵引向临时命名的“千禧岛”以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线曙光，不曾有任何报导告知我们此时的美国进入了“灾变”前的“一级战备状态”，纽约市民被要求备粮、备水、备火烛。最好在除夕夜与元旦日留在家中——因为尽管一再宣称“‘千年虫’问题已基本解决”，却没有任何电脑专家敢宣称2000年1月1日，完成了“数字化生存”的现代西方世界，不会在瞬间毁于一旦。而在中国，当名为“赛先生”的科学，仍被人们视为全能的拯救所在，且不无尴尬地遮掩着“德先生”／民主的身影，充当着“五四精神”的全称，人们无从反身现代科学观念跻身其间的现代文明系统的深刻的内在危机；我们间或因此而无法了解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无所不在的技术崇拜与科学恐惧，无法分享其惩戒“科学怪人”时的快感与面对“弗兰肯斯坦”的恐惧。 尽管“拉马丹大十字架预言”一度在90年代初年的中国流行——无疑仅仅是彼时彼地社会心理的别样发露；但伴随1999年的临近，人们却相当本土化地将西历——准确地说是基督教纪年中的2000年，“翻译”为盈溢着吉祥喜庆意味的双整数新开端。姑且将笔者曾反复论及的百年中国文化中无尽的对开端的构造与对“新”的饥渴与呼唤存而不论，且搁置甚至上一世纪末的颓废狂纵的时下中国牌仍应答着“中国同步于世界”的喜悦，对2000年的话语构造及其无穷梦想，如果说尚不完全是对“四个现代化”实现及“小康社会”莅临许诺的畅想；那么它确乎出自对中国终于明确地定位于全球化版图之中的由衷欢乐。 作为不胜枚举的语词旅行——不如直白地称之为文化误读——中的一例，“全球化”，这一用来描述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具有相当明确的批判性意义的语词——用以指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进一步用于描述冷战后愈加鲜明的一极化国际政治及经济格局，用于描述跨国公司统治的实现，用于表达富国与穷国间的尖锐对立，用于书写在资源意义上的掠夺、极度不平等和政治、文化上的霸权及观念、产品倾销， 在9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其不时被译为：走向世界、同步于世界、人类地球村，人类资源共享。而“本土化”，这一用来形容一体化世界中的差异性因素，用来表达有限的反抗或自觉抗议的语词，则常常被理解为偏狭的民族主义、乃至国家民族主义。 一如大书在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地区的一条广告云：“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似乎不难识别这是曾经响彻20世纪某段岁月的《国际歌》的句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国际主义， 一度被接受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的摹本。与其说这是与政治波普同源共享的戏仿之举，与其说是具有冒犯意味的“挪用”，不如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借重：借重当代中国特有的历史资源与历史记忆，赋予国际互联网／Internet以神圣庄严，至少赋予其共同梦或曰乌托邦色彩。仿若“走向世界”——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另一路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康庄正路，余者皆是左道旁门。如果说，类似借重，确乎仍多少在戏弄着昔日神圣；那么，它却同时是现代性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延伸。如果说，“上网”、“网络生存”、“网络文学”……在千禧之年沸沸扬扬，成就并印证着中国介入全球化进程的乐融融景观，那么，与上述“标语”相映成趣的，在它的正对面，是北京白颐路上沿途林立的“语录牌”——后者无疑仿效着“文革”年代，在引人注目的红底白字的告示牌上题有“最新指示”，下面则是百特门的品牌广告。两者或许不期而遇，构造着一幅在遗忘中揭示着历史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差异景观。 或许正是在拥抱千禧年、迎接新世纪曙光的热闹之中，当代中国及其中国文化似乎在充分体验着加入全球化、至少是有望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欣悦。——中国终于获得了美国的允诺（如果不说是恩准），很快将加入WTO，似乎是最令人充满希望和遐想的证据。然而， 正是此间诸多似是而非、彼此错位的因素与表征，似乎再度印证着中国版的“全球化”——中国作为人类大家庭成员，分享共同命运与未来，是一份不无荒谬与误区的想象。就在我们欢呼中国有望入关的胜利之时，西雅图爆发了抗议WTO的大规模示威，几乎酿成了社会骚乱。 因为在别样的全球化图景中，WTO的另一张面孔，是儒雅斯文的强盗行径——劫贫济富， 是赢家通吃的逻辑，是现代世界的特殊悖论：更高的效率、更多的财富与更多的失业和贫困。所不同的，是它固然表现为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同时显现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