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巴赫金的“对话”，还是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阐释学，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框架内，至少在表面上，都显示出相似的建构意义：在认识论层面，意义的生成有赖于存在者在具体生活实践中的体认，真理在于阐释，而且，这种阐释不再是主观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单向度把握，而是存在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这样，无论是意义的客观性和自足性，还是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在伦理层面，“他人”部分地从客观范畴内解放出来，由单纯的认识对象变成意义生成过程的参与者，收获了主体性地位。而这些，也为社会学层面旨在经由对话沟通以达成共识，消解冲突的交往理论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如果仅从这种“建构意义”上看，就很容易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归为“类阐释学”，将其与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互为呼应，若是我们再将这种相似性放到整个现象学运动的框架中去认识，又很容易从表面界定出巴赫金的“现象学”特征。这样，我们就忽略了巴赫金对话思想迥异于他们的文化背景、运行机制和最终旨归，而巴赫金作为一个“俄罗斯思想家”的独特性，也被遮蔽了。 尽管以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为标志，阐释学成为相对独立的哲学运动，但加达默尔的思想直接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而二人在方法论范畴都立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可以认为，其学说在广义上都属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运动”范畴。要认识巴赫金对话思想相较于阐释学理论的独特性，有必要先来厘清巴赫金同胡塞尔的差异。 类似于巴赫金，胡塞尔也在理性主义诸形态中发现了一种物理主义的纯客观倾向，他认为实证主义专注于客观事物的抽象结构，却忽略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意义建构。由此，胡塞尔着手重建那个被实证主义忽略的“人”与世界的联系，将哲学复归于人的问题的解决。而在解决的方式上，胡塞尔认为，无论是“共时”意义上的外部存在，还是“历时”意义上的历史言说，都是值得质疑的。因此，探寻真理的任务即不应纠结于外部事物是否依赖主体存在的争论，也不可能从既有认识论中引导出来。这种“悬置”无非是要说明，我们应当直接从生活中获取认识。由此，胡塞尔重构了“现象和本质”、“主体与客体”这两组关系：现象和本质不是区分开的，“现象即本质”；主观意识活动与客观事物也不是二元分立的关系，而是统一在人把握世界的认识活动中。 我们之所以认定出对话思想同阐释学乃至现象学运动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理论表征中都有着否定理性主义的共同倾向，但是，这种标准并不适用于胡塞尔，因为他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尽管胡塞尔批评了实证哲学代表的偏狭理性主义，但他始终将现象学视作严格的科学，他追求的也始终是一种获得确定性知识的方法，这一点同实证主义是一致的。胡塞尔不是彻底反对实证主义，而只是在理性主义框架内对这种偏执的倾向作出了修正。可以说，胡塞尔是理性主义的忠实信徒，其哲学的目标也在于用理性原则建立一整套把握世界、观照人生的方法。在胡塞尔看来，理性不能认识存在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理性和存在是同一的，是理性赋予存在以意义，这种自古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具有的理想目标并不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错觉：“从哲学的理性出发去做人的目标，它只有在无穷无尽的从隐到显的理性运动中，在通过理性为自己制定规范和寻求人的真理和真实性的无限努力中，才有可能实现。”①因此，“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②。 在此意义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也不同于巴赫金的“存在即事件”。在胡塞尔思想后期，“生活世界”作为第一性的，先于一切的存在，取代了“意识”成为最初的前提。因为如果按照直接认识世界的原则，那么“意识”也难逃笛卡尔和康德的认识论传统，而生活世界总是在意识之前的。“最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感知实际被给与的，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③胡塞尔针对的只是“伽利略那里”开始的，离开了人的抽象物理主义姿态，而他强调的正是我们应该用理性，从呈现给我们的最直接的生活现象中归纳出一种确定的、结构性的内容。“悬置”的范围扩大了，当外部世界对主观的依赖性，以及历史知识的有效性，甚至是“自我意识”这个认识论传统所设定的前提都存有争议的时候，也只能将目光投向“生活世界”了。 胡塞尔批判了海德格尔否定理性的态度。他认为，尽管实证主义导致了现代危机，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更是加深了这种危机，原因就在于海德格尔背弃了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是一种偏狭的理性主义，但其毕竟还是理性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虽然关心人，但却用了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和方法。理性主义的部分形态尽管偏执，但这只是在理性框架内需要纠正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对理性有效性的否定。在胡塞尔看来，“反理性主义”其实也是一种“理性”，一种更为低级的理性主义：“当我们去倾听它的时候，难道它不也试图以理性的思考和推理来说服我们吗？它的非理性难道归根到底不又是一种目光狭窄的、比以往的任何老的理性主义更糟糕的坏的理性主义吗？难道它不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吗？”④ 巴赫金同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胡塞尔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将理性主义机制视为现代思想的顽疾，后者则认为现代危机的产生正是因为背离了理性主义的真正理想；前者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人在生活事件中的行为，而理性只是行为的一种因素，后者则肯定只有理性才能赋予存在以意义。那么，被胡塞尔批评的海德格尔，那个非理性反科学的存在思想家，是否就能算作巴赫金的同盟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清另一个问题，即，巴赫金为什么要否定理性主义？或者说，我们怎样理解巴赫金对理性主义的否定？ 巴赫金是站在一个既有立场上去批判理性主义的，在这种立场中，存在不是作为思维去把握的客观对象，而表现为人的行为。因为存在即事件是人具体、唯一的生命现实，我必然存在世界之中，人与存在是整一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用思维去把握存在，而是参与并承担起这种生命现实。而理性主义的机制正好相反：人与存在是分离的，理性成了唯一的纽带，存在不再被视作唯一的生命现实，而是被当作需要用理性去规整的客观对象。巴赫金认为，我们抽象出的这个理性思维的世界，早已不再是那个我生活在其中并实践着自己行为的真实的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了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