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全社会共同吁求学术创新与学术道德，而国家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任何一种旨在把握“中国国情”从而具有反思深度和批评力度的创新建言都将意识到，“五千年”和“一百年”的阐释学统一，乃是当下中国人文学术自主创新的核心课题之一。自觉确认这一课题的内在合理性，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学的文化阐释领域。这是因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和文化阐释，实际上已然分解为两大传统，从最深层的人文价值判断到最外在的文章表述话语，都可见“五千年”传统文学文化与“一百年”现代文学文化的二元对立。不管是当下学科体系“拆解式构型”和学术研究“碎片化汇集”之间的相互支撑，还是当下学术评价以“定量考核”为基础和社会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智慧之间的心照不宣，在乱象背后，有着有意无意间把某种历史存在的合理性放大的思想动因，而支撑此动因的内在理念，大都来自古今新旧以及中西是非的二元对立。只有从标本兼治的学风建设思路和学科建设理论出发，才可能穿透表象而发现问题之症结所在，从而求得解决之道。尽管谁都明白，为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学术把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深受智者之洞见的启发，笔者拟展开以下三个方面的批评性思考。 相较而言，当下中国是一个格外注重评估考核的国度，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深入到社会管理各层级的“绩效”考评，就其“多劳多得”、“奖励优质”的管理初衷和效益而言，都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运行中失误和疏漏随时出现，但在宏观层面上肯定其为正能量释放，仍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这种带有科技数据主义倾向的定量考评系统忽视了人文学术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独特性，而且突出地表现为现有学术评价体系中定量检测与定性评议的实际结合模式是很成问题的。简略而言，在现行各类学术评价系统中，属于量化检测的那一部分大体上被确立在整体建构的基础部位，如奖项的初评阶段、核心期刊的初选阶段等。初看上去，这种制度的设计非常合理，因为它将同行专家的定性评议置于更高的层次，给人以专家评议高于、重于量化测评的印象。殊不知，这种带有“定量检测基础上的定性评议”的模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定量决定定性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再优秀的学术成果，也只有通过量化测评后，才能被真正懂得它的专家见到，这难道不是定量决定定性吗？不仅如此，以量化检测为基础的学术评价，其内在的设置逻辑是学术研究的高水平一定体现为引用率等量化数据的高指标，而这一点是可以质疑的。须知，引用率实际上来自该论文被其他研究者的利用程度，高引用率说明该论文的利用程度高，在推进学术共同进步的意义上，这一点至为重要。然而，其中不仅存在着“曲高和寡”和“创新超前”等问题，而且存在着引用者与被引用者在学术选题上的趋同性问题，而趋同所向，显然在于论文内容是否“主流”和选题是否“热点”，同时还有刊物的影响是否大、作者本身是否权威等因素。无论如何，所有这些直接影响量化检测数据的因素，未见得都与研究的水平相关。放眼当今社会，如果说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测试类论文可能因为提供更准确的数据而广受引用，那么，人文学术领域也会因为论题的趋同和资料的丰富而实现学术利用价值的提升。有鉴于此，即便我们高度肯定定量检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不宜像现行评价制度这样继续维持“定量检测基础上的定性评议”，而应该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真正分离，以便实现多元化评价之间的彼此参照和相互补充。 国家教育与科技管理部门多年以来一直呼吁的“质量”工程，有望在这一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中逐步实现。也许，这会一时造成管理成本的提高，但也只是“也许”而已! 我们期望着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学术评价体系。真正的多元化，是指非同质化的多元化，同质化的评价实体，数量再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鉴于学术领域“中国国情”的具体情况，进而可以建议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多元学术评价，要而言之，即“多元一体”。这种多元，关键在于“定量检测”与“定性评议”的真正分离。其具体可行的实施，是培育具有不同评价模式的评价实体，不是一种模式的多次复制，而是不同模式的独立运行，以及独立运行过程中相互借鉴基础上的优势互补。譬如，完全可以有各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评议报告和数据监测中心评估报告两种文本的同时存在，然后在两者客观的“共识”中实现公正科学的学术评价。 尤其在关乎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人文学术领域，那种主要来自科技成果检测经验的评价机制，特别是作为评价体系之基础的数据主义测评分析，与中华传统文化自成一体的经典构型、思维模式、传习规律不相契合。有识之士已多次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又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不同学术事业间的差异性，并没有体现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一种基于科技成果检测的特殊评价模式被普遍化，强力通行于各领域。必须承认，就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具有科学研究之“科学性”一样，人文学术同样具有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本文甚至想尝试提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的说法——借鉴“艺术哲学”范畴而提出“艺术科学”范畴，从而说明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具有“科学性”。但这种普遍性意义上的“科学性”是与相互区别的特殊性同在的，反映在学术评价体系的建构上，应该是让普遍性蕴含在特殊性之中，设计针对不同领域的“适宜于评价对象”的评价体系。就人文学术而言，对哲学思辨之高明智慧的探询性把握和对文学审美之艺术敏感的体悟性发现，难道是量化指标的检测所能评定的？何况中华传统文化有其独到的思想造诣和艺术风格!人文学术的评价问题，是与“学术大师”的生成问题相互依存的，是与人文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相互依存的，而这一切最终都与当代社会所特有之时代精神中的学术理念和文化心理直接相关。 要而言之，现有学术评价体系如此建构的深层文化原因，在于一百年来科学信仰以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路所形成的“西体中用”式文化心理。“一百年”现代文化的原创动力，是“德赛二先生”的中国启蒙而生成的科学主义信仰，作为“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化之“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其影响深远。尽管“一百年”中国现代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科学主义信仰却与时俱进而至今，其间，“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和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科学的科学”的论点，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科学主义信仰的深刻影响。从清末民初的西学思潮到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的历史交织，再到实业救国和教育兴国的实践，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各种思想蜂拥而入的时代，总体上呈现出科学主义的特征。其间呼应“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中学自省”，主要表现为新文化人认定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主义的深刻反省。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大量有志之士留学海外寻求科学知识，再到当前实施的“千人计划”等，“一百年”的新文化传统就这样烙上了借重西学的科学主义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一再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情况下，“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存在，而当今运行有序的学术评价体系，正是借重科技成果检测的数据主义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