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特瓦的自恋新诠释及文学隐喻

作 者:
罗婷 

作者简介:
罗婷,湖南女子大学、湘潭大学教授。(湖南 湘潭 411105)

原文出处: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当代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克里斯特瓦把精神分析法与符号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起来,对纳克素斯/自恋这一主题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探讨。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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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的批评视域非常广泛,诸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皆为她所涉足。她于1974年开始写作有关女性主义的作品,并接受作为心理分析学家的训练。从70年代末以来,她对心理分析的问题愈加关注,对说话主体、精神病语言和儿童的语言习得感兴趣,认为精神分析是能够听到说话主体“狂野”之声的惟一场所,也是理论与实践完全结合的惟一场所。《恐怖的权力》(Pouvoire de l'horreur,1980)、《爱的故事》(Histoires d'amour,1983)、《黑暗的太阳》(Soleilnoir,1987)等作品均以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并转向对文学、哲学,乃至宗教文本的精神分析阅读。

      《爱的故事》是一部关于“爱”的精神分析史。在这部作品中,克里斯特瓦对爱的起源、本质和意义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所有关于爱的谈论都涉及到自恋问题,甚至圣歌给予爱侣的所有恩赐,几乎就是对人的自恋能力的赞美。而且,爱植根于情欲和快乐的土壤,处于自恋和理想的边缘,并且把自己“尊奉为最完美、最理想典范的化身”[1]。自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讲述了纳克素斯(Narcissus)的故事以来,纳克素斯这位迷恋自我影像的美少年就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原型人物,他所蕴含的符号代码意义渗入了心理学、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克里斯特瓦对纳克素斯情结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表征意义进行了研究,指出原初自恋先于俄狄浦斯,它不仅是建立主体内在性的必要过程和一切创造活动的始源,而且它是一种达到本体论的善,并为个体经验开辟道路的爱。

      一、精神分析中的纳克素斯情结

      克里斯特瓦指出,纳克素斯假设对精神分析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性本能/利比多(libido)在预示死亡之前,曾经呈现出具有无限魅力的先兆,结果致使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他与外界的关系变得更令人捉摸不定。对她而言,弗洛伊德在其爱情王国的旅程中经历了孤独的歇斯底里之后,抵达了纳克素斯领域,“前者使他建立了有待探索的精神分析领域,后者则使他通过纳克素斯和死亡驱动力进入了情感的无限转移领域”(第17页)。弗洛伊德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确立了自恋欲,认为自恋不仅与生固有,而且出现在任何理想的爱情关系中的自我理想,也是从原初自恋欲中借鉴过来。他甚至把爱情看作一种自恋似的疯狂,相信在以他者为自我性爱愉悦和代表自我理想的基础上,个人使他者理想化和夸大化了。由于这样认识自恋的起源和性欲的基础,弗洛伊德强化了性本能和自我这两个概念,把它们定义为自我色情欲的他物之上的东西,并提出了“爱的本能”和“死亡本能”两个主体深层意识的存在范畴。整个生命活动就是这两种本能冲动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对克里斯特瓦而言,弗洛伊德着意刻画自恋欲,称“自恋为一种新的心理行为”(第18页),其目的是“使父亲的需求与社会的需求相一致”,他所描述的自恋是基于俄狄浦斯阶段。

      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它阐述了幼儿的性本能以及主体与象征法律的认同过程。在这一阶段,儿童的性驱力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于是发生了性对象的选择问题。对于男孩来说,他所选择的第一个性对象就是他的母亲,而父亲则被看作他和母亲之间亲密关系障碍而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对于女孩来说,她常迷恋自己的父亲,要推翻母亲取而代之,或仿效母亲的撒娇。

      在克里斯特瓦看来,弗洛伊德对幼年性活动(infantile sexuality)、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原初自恋的探讨,“打开了性的神圣通道,揭示了精神世界中难以忍受的方面。这个难以忍受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假想、幻想和谎言”(第309页)。拉康则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再次强调了主体的“自我虚幻性”,并将语言引入无意识中。他发现主体心理发展必须经过两个重要的功能性阶段:“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和“俄狄浦斯阶段”(the Oedipus stage)。在镜像阶段,婴儿首次在镜中看见自己的形象,并认出了镜中的自己。这是主体形成的开始。在此之前,世界好比是个母体,婴儿尚不能使自己同母体分开。镜像阶段虽然展开了主体形成的前景,却未使“主体”真正出现,因为此时婴儿在镜像中看到的是与母亲在一起的形象,自己只是与镜中之我的“合一”,他还不能和这个“他者”分开,因此这种自我仍是一种幻觉或想象之物。在俄狄浦斯阶段,作为第三者(the third party)的父亲出现,从此开始了三边关系,孩子遭遇了异己的父亲。拉康的“父亲”只是“父名”,他是语法规则。随着欲望的被压抑,这种代表法律的“父名”被驱入无意识,结果有意识的自我与被压抑的欲望相分离,俄狄浦斯情结产生。原来富足但虚幻的自我分裂成非统一性的自我。幼儿从完美的“想象”占有中被放逐到“空洞的”语言世界,即象征秩序。

      克里斯特瓦则带着她作为女人的感受,“踏着两个父亲人物——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脚步,走出复杂和暧昧之路。”[2](P17)她不仅接受,而且修正了他们的心理分析理论。弗洛伊德把原初自恋置于俄狄浦斯场景之中,拉康将倒错与浓缩的心灵运作(primary process)放在俄狄浦斯机制所启动的象征秩序,克里斯特瓦却把它移置前俄狄浦斯场域,并以母子之间的关系代替了父子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有必要对镜像前的原初(archic)阶段作更详细的研究,语言习得允许主体代表他/她的前象征存在(pre-symbolic existence)——即“自我”与“母亲”相联系的时刻。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具有象征性的先前状态是一种实际分离的界限,它是被压抑的欲望与象征共处的过渡阶段。自恋情结就产生于这最初的分离,它先于俄狄浦斯状态而存在,也先于“父名”、“符号象征”乃至“镜像阶段”而存在。自恋的产生还依赖于“想象之父”(the imaginary father)的帮助,他是俄狄浦斯时期的压抑所掩埋于潜意识底层的人生最初期所认同的“双亲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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