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因素是影响文学鉴赏的外部诸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大体通过三个相关的方面反映出来：一是通过作为鉴赏对象的作品，二是通过作为鉴赏主体的读者，三是通过具体的鉴赏环境。作品、读者、环境，这是任何一个具体的鉴赏过程得以进行的必备条件，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鉴赏过程中，来自这三个不同方面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具体差异，可能是相当大的；即使处于同一个鉴赏过程之中，这三个方面所携带的或展现的地域文化因素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随着鉴赏过程的推移，这些来自三个方面的地域文化因素的信息，在以读者为中心、为主导的情况下，相互交流、渗透、震荡、会合，最终，以读者获得特殊的审美满足而使相关的鉴赏过程走向完成。 文学作品携带的地域文化信息 地域文化因素之所以会影响文学鉴赏活动，首先是由于作为鉴赏对象的文学作品所携带的或强或弱的地域文化信息。这方面的信息越强，则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就越浓郁，越鲜明，而它对鉴赏过程的影响也就越大。 由作品带进鉴赏过程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是作为一种可供鉴赏的内容、特色，乃至风格，而发挥作用的。它的被觉察，被辨识，被把握，是在读者的具体鉴赏实践中实现的。然而，多数读者对此都不十分自觉。倒是少数文学研究家、批评家，因为具有行家的眼光，具有较一般读者敏锐得多的文化分辨力和艺术洞察力，往往能够较快、较准确地捕捉到这方面的信息，并给以条分缕析的说明。他们的判断往往会影响广大的读者群，甚至影响久远。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过“徐干时有齐气”的话。“齐气”，概括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李善注解释说：“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干亦有斯累。”尽管此后在“齐气”的释义以及到底是“齐”还是“逸”的辨字上，很有一些争议与分歧，但多数论者还是接受了曹丕的概括和李善的注解。 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一是来自作家。从描写对象来说，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方言、文化传统等。比如环境，在美学家泰纳那里是被当作与种族、时代并列的文学三要素之一来看待的。他认为环绕人的自然环境，乃至气候，都会对人产生影响。他是这样分析自然环境对阿利安人的影响的：“虽然我们只能模糊地追溯，阿利安人如何从他们共同的故乡到达他们最终分别定居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能断言，以日耳曼民族为一方面和以希腊民族与拉丁民族为一方面，二者之间所显出的深刻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有的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岸，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其他的却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一开始就倾向于社会的事物，固定的国家组织，以及属于感情的气质方面的发展雄辩术、鉴赏力、科学发明、文学艺术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点是在泰纳看来，自然的地域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后影响文学艺术的；另一点是他明确提出了自然地域环境对鉴赏力的影响，而这正好直接关乎鉴赏主体文化心理的形成。 有人认为泰纳所讲的环境，只是自然环境，不包括其他社会文化因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他在分析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后，紧接着就谈到国家政策、军事干涉、教皇地位、城邦政权稳固等的影响，只不过理论的归纳不十分明晰罢了。 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似真的审美效应。比如在鲁迅的小说里，《药》的开头华老栓出场时对于秋天的后半夜的描写，夏母上坟时对于柳树和乌鸦的描写，《故乡》中对于海滨月圆之夜、沙滩、瓜田的描写，《风波》起首对于夏日黄昏临河土场上的乌桕树和花脚蚊子的描写等，都属于自然景观。而《孔乙己》中对于包括咸亨酒店在内的鲁镇酒店格局的描写，《阿Q正传》里对于土谷祠的描写，《社戏》里对于水乡人坐在船上看戏的情景的描写等，又都属于人文景观。在鲁迅笔下，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因而能够把鉴赏者很容易地带进绍兴一带城镇、乡村的文化氛围中去。 在某些带有叙述性的诗歌作品中，也有类似于小说的情况。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例，在最后部分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去年辞帝京， 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 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 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 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举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 呕哑嘲哳难为听。 这里住地的潮湿低洼，绕宅而生的黄芦苦竹，啼血的杜鹃，哀鸣的孤猿，春江花朝，秋江月夜等，都是自然景观，而粗犷得难以入耳的山歌村笛，以及终年听不到高雅音乐的荒僻与偏远等，则属于人文景观。两种景观相补充，适足以渲染出白居易谪贬地的地方特色和诗中所要营造的凄苦情调，这就为收尾处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做了最好的铺垫。 从鉴赏的角度看，地域文化特色的传达，环境描写与烘托固然不可或缺，但它在作品中毕竟是较为外在的东西，而真正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人物，在抒情性作品中则是抒情主人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祖先常爱讲“钟灵毓秀”，这里的“钟”和“毓”都作聚集、聚拢讲，一方土地的山川灵秀之气丛聚于人，逐渐形成这一地域人群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如“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至于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则更是直接以地域特点论定三秦故地的民风民气和性格特点的。文学作品只要写好了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性格，其他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方言、风俗，乃至生活方式、想事方式、情感方式等等，都能够带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