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一个文化运动，在开始阶段都是由一个民族中的少数人创造的、倡导的，它在当时所体现的只是这个民族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倾向，而不可能是所有民族成员的所有文化倾向。这种文化的最辉煌的成就也只是在其产生之后能够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与固有的文化倾向构成一个从整体看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民族文化系统，并由于它的不断参与而逐步改变着这个民族文化的运行轨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种文化，一个文化运动，即使已经过去了几个乃至几十个世纪，即使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内部，对之还是会有不同的认识的，围绕着它还是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学术论争的。大概这也正是一种文化、一个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的表现形式。——它使世世代代的人无法完全漠视它的存在，不断激起他们反对它或拥护它的热情。这种热情推动他们去思考、去理解、去分析、去阐释，从而也表现了自己和自己的历史时代，构成了自己时代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的文化是在不断思考和阐释着像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释迦牟尼这样一些人的思想学说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则是在不断思考和阐释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在自然演化的形式下产生的，而是在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西方文化——的强烈刺激时发生的；它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文化过渡，而是一个受到外力压抑之后的文化变形。它在当时体现的只是少数留学国外、有了更广博的世界知识并急切希望中华民族以发展自己的方式适应变化了的历史处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这种文化倾向必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发生尖锐激烈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在本民族的内部呈现着一种文化变异过程中的畸形形态，而反对或不满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则是大多数，在本民族内部呈现着文化自然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正常形态。前者是一些“文化叛徒”，后者是一些“正人君子”。但恰恰是这些“文化叛徒”，却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鲁迅的《狂人日记》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悲剧性的文化境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获得了成功，不是因为它的思想文化原则得到了社会的普遍理解和认同，而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没有提出应付现实环境的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文化方案。它的胜利更是外在文化形式上的胜利，而不是内在文化精神上的胜利。这种形式上的胜利暂时缩短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距离，暂时为脱离了科举道路的现代知识分子开拓了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空间，从而也暂时消解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感。但我认为，恰恰是这种危机感，才是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关键的因素。它是一次中国文化的抢救运动。“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是被中国文化的灾光凶火召唤在一起的。他们是来救火的。至于他们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是载道的还是言志的，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世界主义的，他们之中谁是领导者谁是被领导者，谁的贡献最大谁的贡献较小，他们用的工具精良不精良，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后代人在中国文化的灾光凶火在眼前消失之后反思这个运动时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是在我们自己的思维框架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的镜象，而不是他们当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当他们的文化价值标准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的时候，对这个文化运动的任何的秩序化的描述都是无法进行的。危机感把这些不同的知识分子同中国文化的整体命运联系起来，而危机感的淡化乃至消失则重新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同中国文化的整体命运区分开来。这时新文化的发展表现为新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但这扩大也使它发生着无形的曲折性变化。它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危机感淡化了，新文化成了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范例，是什么推动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新文化呢？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的欲望。他们继承着“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文化姿态，但却由于内在危机感的淡化而把反传统作为个人才能的表现形式，从而把传统的才子精神同新文化的话语形式结合起来，其文化内涵表面化、空疏化、单薄化、狭小化了。反传统文化内涵的淡化，使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厌恶激进主义的文化姿态，他们在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话语形式之后转而同情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从而把传统的中庸道德同“五四”新文化的话语形式结合起来。它们都是新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文化倾向，在新文化的发展上也都有自己的贡献，前者更多地把西方文化中国化了，但同时又有把西方话语霸权化的倾向；后者更多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化了。但同时又有把中国古代话语霸权化的倾向。“五四”时期的文化斗争集中在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之间，这时的文化斗争则集中在同代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成了新文化阵营不同发展倾向之间的斗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论和研究就是从这个文化阶段开始的。他们都有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感：前者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极不彻底的，后者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态度是过激主义的，是不全面、不正确的。但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危机感消失之后对已经落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距离的观照，反映着中国文化由急剧转变到自然演化过程的过渡。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种批判都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反映的却仅仅是他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革新者的不同，而不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革新者的立场上对这个文化运动的反思。在这时，“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化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但仍然不是惟一的因素，甚至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两种文化倾向都把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同新生的“五四”新文化结合起来，他们的实践证明了“五四”新文化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绝对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是绝对对立的，但在同时，新旧文化在他们这里的融合也掩盖了两种文化原则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在这个自然演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以新文化的形式进行的，但在新文化的形式背后发展更迅速的则是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并因这发展而越来越强化着新旧文化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当这种紧张关系因内在传统精神的片面发展最终冲破逐渐凝固了的新文化外壳的时候，中国文化才再一次发生自我的爆裂，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感才再一次强烈起来。在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革新者的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才会再一次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更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新时期文化就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激烈地反传统的运动，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危机感中产生的。但是，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新文化内部的一次在较低层次上的复演。“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新文化逐渐发展的上坡路上攀登的文化新高峰，是当时知识分子独立进行的一次纯粹文化性质的运动，而新时期文化则是在中国文化遭到大破坏之后从文化谷底返回文化岸头的过程，它是伴随着旨在恢复政治新秩序的政治运动进行的一次准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策略性的，它的文化姿态和他们的文化思想呈现着协调发展的态势，但在新时期文化中，“五四”文化传统的提倡更带有文化策略的性质，更是一种文化的姿态，他们企图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阐释而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二者并不立于同一个历史层面上，这决定了那些新启蒙主义的头面人物很快便会失望于这种历史的研究并在更新的潮流面前降下自己重新升起的“五四”的旗帜，而暴露出他们非“五四”的文化本质。九十年代之后我们的文化又一次进入了自然演化过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倾向又一次在不同的文化派别中发展起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文化现象。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通过一两个文化运动就会轻易地摒弃掉自己的固有文化传统的。它的发展不可能仅仅取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种文化倾向。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倾向，都会有不同文化倾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的学术论争已经进行了多半个世纪，它还会不断地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