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开始批判激进主义思潮，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又急剧升温。反省西学，回归国学，把80年代中国思想潮流说成是对西方话语的无条件从属和对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正是在这样的当下文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界展开了对近百年中国文论的历史总结。 经过讨论与争鸣，大致就如下几点达成学界共识：一、近百年中国文论追随和模仿西方，缺乏自己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论格局中无足轻重，未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二、中国古代文论在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和中国现当代文论产生了严重断裂，因而当务之急是回归传统，重新接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血脉，使之本土化，这是跨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前者是关于近百年中国文论状况与成就的评估，那么后者就是原因的探索及解决的答案。这构成了当前中国文论界的思想主流，它和整个中国知识界文化保守主义的总体氛围及其运作是完全合拍的。 以中国文论在当今世界文论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衡量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成就，这种价值标准本身并不完善。它只是横向的而没有包括纵向的，只具备共时性而缺乏历时性，因而这种比较本身尚存在着缺陷，并不足以准确和科学地阐明近百年中国文论的状况与成就。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在世界文论体系中享有崇高地位并发挥着重大影响，那么近百年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无足轻重，就确实是它自身的缺陷。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辐射范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从未逾出东亚，仅限于朝鲜、日本、越南等数国。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和通讯水平的限制，除了印度文化随着佛学东渐曾经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之外，中国、印度、西方三大文论体系，大体上是在彼此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扩张，近百年中国文论才被勉强拖入了世界文论体系之中，并且由于政治等非文学因素的强大干扰，本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论曾经一度隔绝于世界文论体系之外。因而，作为衡量近百年中国文论成就的理论前提是虚构的，其结论自然也就缺乏说服力。 文学和非文学常常交织在一起，文学当然应当首先从文学因素加以解释，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因素来加以解释，文论也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但又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是在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支持下逐步向全球扩张的。西方的军事占领、殖民体系可以崩溃并走向终结，但是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发达的高科技、富裕的物质生活的诱惑却是难以抵御的，它们比任何语言都更为雄辩地阐述着西方文明的强大和优越。正是由于有着雄悍的经济、政治、军事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强势的支撑，西方文论才可以牢牢地雄踞当今世界文论舞台的中心，任何非西方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即使像日本这样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也不例外。近百年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体系中的地位，正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占位置的投影，舍弃这些非文学的但是又至关重要的相关因素，来衡量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成就，是极为片面和不公正的。 世界是复杂的。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列宁认为，“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这个联系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由因果性表现出来……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注：列宁《哲学笔记》，第176-178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即使是在因果联系内，也广泛存在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果多因，而决不仅仅是存在着一因一果。近百年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这种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仅从它与中国本土文论传统的关系上去考察，而不是广泛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侧面加以探索，这实质上是把多种复杂因素高度简约化了，明显地带有线性思维的简单化痕迹。而这一学术取向在当今中国文论界达到广泛共识，不同的理论见解仅能发出微弱的呼声，这更像是某种“思想统一”、“一元化”的理论景观，而不是复调式、多声部的“众声喧哗”，带有我们习惯化了的“运动式”、“一哄而上”的特征。 评价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标准是什么？讨论中没有见到明确界说。但是通过仔细阅读有关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刊载于《文学评论》1998年1-6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专栏），并透过关于“失语症”的指责，不难看出，其内在价值标准主要是凸显了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问题。讨论者普遍认为，近百年中国文论之所以缺乏成就，正在于缺乏民族特色，而未来中国文论欲有所收获，则必在民族特色方面取得收获。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个体性特征，尤其是在古代物质生产条件低下、交通与通讯联系极为不便、各民族国家之间较为隔绝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民族特征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论成就的主要依据。正如辫子、缠足曾经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一样，政教中心、观诗知政、“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把文艺视为政治的晴雨表，同样是中国文论的民族特征。必须澄清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即把民族特征视为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事实上，民族特征并不总是必然地和优秀的民族文论或文化传统相联系，也并非必然地代表着该民族的文论成就，相反，它有可能夹杂和混合着陈腐、僵死的东西。 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仅是属于过去的，更是属于现在和将来的，不仅是属于民族的，更是属于世界和全人类的。真正优秀的民族文论必然是超越了民族文学经验的狭隘范围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因而当我们评价近百年中国文论乃至任何民族国家及时代的文论时，首先应当使用的标准不是民族特色，而应当是在世界文学经验及其理论中具有共同和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是在中国本土文论的基础上，更应当是在世界文论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在创新中保持有效的衔接，在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延伸，质言之，就是文论知识的有序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