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1997香港重新回归祖国，于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同样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我们将面临新的研究对象与课题，其心态与以往也将不同。过去，我们可以将香港文化或文学当作一个“他者”来研究，它的诸多形态与内陆显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97以后则不同，香港文化将作为祖国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但它的形态又不可能在短期内与内陆衔接，“一国两制”的框架又使其存在具有合法性，对于我们来说，确立自己的文化批评或研究立场是十分重要的。您以为如何？ 杨：对于香港与内地的文学现实与文化现象，尽管有成绩，但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作为批评家，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与文化的自觉。特别是“九七”回归，香港文学列入“一国两制”的框架中研究，香港与内地的文学格局也将演变为“大中国文学”。批评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与姿态，即既要积极参与文化文学活动，又要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评判，不能随波逐流；既要珍重对文化——文学的发言权，又要注意“超越性”而不必付出卷入“圈子”派系之争的代价；既要强调个人的独特见解、独运匠心；又要注意顾及社会、公众利益为准则：既要批评文化——文学中的种种弊端，又要注意与人为善、温和节制的态度；既要维护文化——文学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又要避免过急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手段。 孟：您讲得非常有意思，这些立场如果真能在具体的批评或研究中得以实现，我们肯定不会犯错误（笑）。但上述立场可能太“纪律化”，我想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我们面对香港具体的文化现象持有怎样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对香港的诸多文化现象已不再陌生，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消费文化”的诸多方式，特别在发达地区或沿海城市，有的已相当接近了，这是无可回避的文化现实。这一状况与传统的“文化配给”已极不相同，大都会的文化生活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它喻示着人们精神享乐的更多自由，这里隐含的社会进步性已无须赘言。但是，对这样一种文化环境，我们是否可能没有保留的完全认同？97以后，可以想见的是，香港／内陆文化的进一步融汇，消费性的文化极有可能进一步膨胀。对此，不知您是怎样看的。 杨：研究香港文化／文学、研究香港与内地文化／文学关系，从现实的层面上看，还有特殊的价值。诸如：走向高度发展的现代都市经济和都市文化意识，对文学如何产生由“牧歌”到“迪斯科”的影响？适应大都会生活和文化的需求，从价值理性的变化到主题的拓展、题材的游移、艺术的变革有何新东西？在传统文化和科技文明交织组合的十字路口，哪些是红灯哪些是绿灯？在文化／文学思维方式上，如何从工具理性、实验理性走向新的人文理性？等等。这些，无论香港或广东新近的文化／文学发展，其拥有的经验与教训，都与内地互补地丰富了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化／文学，是不可忽视的财富。 孟：我同意您的看法。这一问题其实多年来在内陆一直争论不休。在我看来，无论是“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平民文化”等概念，虽然命名不同，但其内在的价值指向和外在的消费形态并无本质区别。当它们刚刚兴起时，它们的意义超出了本身的自我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加入了对“一体化”精神统治的解构和破坏，使人们从紧张转向轻松，从单一性转向了多样性，从被动接受转向了主动选择，这一变化与我们说来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当文化市场机制形成之后，这一类型的文化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市场为目的的文化制品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维护这一生产方式的文化意识形态，则是我们不能完全同意的。对其性质和品格的转变，我们有义务做出揭示，并且坚持我们文化批判的立场。当然这一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它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亦不是单一的。 杨：是这样。中华文化传统如环流之水，每一瞬间都包含了无穷的过去。任何人无法须臾离开传统而生活，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割断文化脐带而生长。陈寅恪先生有言：“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就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的任何地区，一种新的传统的生成，不独是外来的，也不完全是旧的，而是在两者的融合中创造的全新的文化。我们要超越单独反叛传统或一味固守传统的阶段看问题。 香港是个繁荣又复杂的世界。中西文化的际会、冲撞，为文化／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错综的背景与多种实验的可能性，自然也意味着歧途、陷阱等待探求者落网。 孟：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事实上，无论是香港还是内陆，“消费文化”的大量衍生与我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过去，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说是“一体化”的、规格化的、是整齐划一的。但在商品经济时代就完全不同了，有些方式可以认为是“外来”的，但它必须有物质基础和文化环境。比如现在内陆的文化消费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前“外面”已经流行了，但它并没有在内陆同时流行开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时尚”的文化消费并不是今天文化市场的全部内容，特别是近一两年，我们发现，一些传统的、怀旧性的、表达人性关怀的作品同时也为广大公众所接受。这里被证实的恰恰是一个民族审美之维的延续性，它不是任何时尚能够轻易彻底改变的。在这一问题上，我想香港可能也是如此，不知这样的猜测是否能够成立。 杨：在看待目前文学态势时，就内地而言，一般人比较重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重视“文以载道”向“文化消费”的转换；就香港而言，一般人比较重视“高雅”与“低俗”的两极化问题。这种关注是必要的，但深一层看，是否还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即对旧的小生产者生存方式与文化方式向现代文明转换中的改造问题。内陆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小农”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行为，香港“大都会”与“小市民”的文化冲突，却是更为内在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香港或内地，作为当代中国人，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依然有重建新的人文精神、重铸民族魂以适应现代文明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