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转向”(ethical turn)是朗西埃在《政治与美学的伦理转向》(The Ethical Tturn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一文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在当代政治与美学领域，“伦理”一词所表达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关切并不相关，其内涵是“事实与规范、所是与应是之间区分的瓦解，也是规范溶解于事实的过程”(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09-10)。简言之，伦理转向显示了一种事实与法的无区分(indistinct)状态，也表现出对规范性的理论话语的拒斥。就政治层面而言，伦理转向主要表现为后9.11时代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美学层面的伦理转向则体现在对“不可再现物”(unrepresentable)的思辨以及由此形成的批判意识上，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后者。 一、伦理共同体与无区分 “无区分”是朗西埃对美学与政治伦理转向之核心特质的概括，那么无区分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要从伦理(ethos)的原始含义入手。简言之，Ethos意味着在家状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存在方式，意味着人们未曾与其生存根基割断关联，也意味着与生命本源相契合的本真性存在。因而，伦理法则基于特定的空间地域，这一空间是以家的意象为基础的伦理共同体。由此伦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规定：一是共同体的内部决定性，即共同体内部的感性分配及分享，共同体外部的他者是不能共享这一内部经验的；二是共同体与外部他者的关系，这一外部维度具有不可测与不可度量的特性。伦理法则在感觉和智力类型之间进行了区分，伦理区分了内部和外部，也形成了共识(consensus)和异议(disagreement)的对立(The Aesthetic Dimension 3)。但是，在共同体内部(共识)和外部(异议)的各自“内部”场域中，区分却停顿了，朗西埃所言的“伦理无区分”就针对于此，这也预示了两种形式的伦理共同体，即共识共同体和异议共同体。 与上述两种伦理共同体相关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商业逻辑；其二，在一些思想家的思考中，美学成了一种后现代式的忧郁，成了对不可再现者灾难的伦理见证(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14)。前者是狂欢，后者是绝望，却共享了一个逻辑，都通过压抑区分形成了共识或异议，进入了美学机制所分配的伦理共同体中。前者是资本控制下的感性分配，意味着大众商业文化对社会闲暇结构的操纵，是共同体内部感性治理的一种方式；后者则认同了外部的不可度量者，认同了他者言谈的绝对力量，是一种坚定却无力的注视。不过，这两种倾向并未处于同一平面上，前者的共识美学表现在不断蔓延的坎普(camp)精神上，“坎普既拒绝传统严肃性的那种和谐，又拒绝全然与情感极端状态认同的那种危险做法”(桑塔格334)。这种双重拒绝使坎普成了虚无精神的化身，也取消了差异与文化趣味等级区分；后者则致力于保存一种不能化约的差异，并致力于将艺术的感性形式从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来。朗西埃用“或者……或者……”(either/or)逻辑来定位共识共同体和异议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美学的伦理转向似乎就处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中。 朗西埃曾援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篇》中的说法来阐明“异议共同体”的特质，不归属于城邦的人，属于高于或低于人类的存在，只能是圣人或野兽(The Aesthetic Dimension 4)。“圣人或野兽”①这样的局外人形象呼应了后现代美学的“非人”(inhuman)②纬度，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这一纬度是不可测量不可替换的。在近来的美学思考中，这些形象以不同形式复苏了，如他者律法、物、崇高等。这些术语萦绕在诸如阿多诺、利奥塔等思想家的思考中，成了某种绝对的“不可再现物”。 不可再现物是伦理转向的核心范畴，也是在权利和事实之间造就无区分状态的范畴，其在美学层面上占据的位置与恐怖在政治层面一样，都是将事物抛掷进无区分状态的一个词语，并且合并了两个观念，即不可能性和禁止(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14)。不可再现物颠覆了西方表象美学传统，认为任何再现都不能完满地传达事物深处的本质。但其本身又是一个基本设定，预先设定了某种不可抵达不可实现的完美之境，继而以这一设定对现存进行否定性省思，这使得思与言说都成了对这一绝对律令的亏负，其美学基调则成了对绝对之物的悲怆注视。朗西埃在这种理论叙事中觉察到一种美学精神的隔绝，这一隔绝深陷于忧郁之思并导致了行动瘫痪。 二、后现代崇高与不可再现物 “不可再现物”是利奥塔崇高美学的逻辑起点，来自于他对康德崇高美学的解读。对康德而言，崇高显示出感性和知性之间稳定关系的瓦解，在崇高情感中，想象力无力抵达理性整体。不过，想象力的这种不可抵达性却将人们从审美带向了道德领域，从而唤起了实践理性的立法自治。可见，康德崇高理念的核心并不是一种艺术理念，而是主体在理念和感知力之间的失衡，这使崇高从美学游戏领域迁移到了理性理念和实践自由的领域，也是从审美对象到审美主体的迁移。当然，利奥塔也注意到了这种转化，“崇高只不过是美学领域中伦理的牺牲前兆”(利奥塔151)。但就利奥塔为先锋派艺术赋予的任务(见证不可再现物)而言，崇高领域中想象力的失败被转化成艺术表现领域内形式和质料的紧张关系了：形式不能统御质料，相对于形式，质料有绝对的优先权。如他所言：“崇高之后的艺术悖论是，艺术转向了一种不转向精神的物，无论精神喜欢物还是讨厌物，都对精神绝无所求。在崇高之后，人们处于意愿之后。我对材料这个名词的理解是物。物不等待人们给它定命，它什么也不等待，它不求助于精神。[……]它是一种不能呈现于精神的呈现，它总在摆脱精神的控制，它不向对话和辩证法开放”(利奥塔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