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在文学有了极大发展同时又充满矛盾和困惑的今天，总结二十年来的成绩、研究探讨文学发展的理论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一、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讲新时期文学，离不开邓小平理论。文学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仅仅反映在邓小平对文学问题的论述中，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与核心、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影响上。譬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产力是决定因素，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这些观念和与此相联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力，它启动和推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轮子，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入活力、带来生机，也给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二十年文学之变化，无不与这种思想力的冲击和影响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可能至今还在“二元对立”和“三突出”的艺术思维模式中徘徊，文学批评也许始终离不开那种不是用作品说明理论便是用理论批判作品的老路。邓小平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昌盛的一面旗帜，作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文学永远离不开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现实。不管作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都不得不面对正在变革中的生活，尤其是已经进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尽管作家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情感方式和不同的表达方法，但无一作家例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和说明这个现实的变化。哪怕是描写历史的作品，也无法摆脱现实对他的影响和他对现实的感受。所以现实主义批评，必须同时面对文学文本和现实生活两个客体。因此对现实的认识至关重要，它是当今文学批评的生命线。不理解变革中的中国现实，就不会有大气的史诗般的文学巨著，也不会有有思想、有份量、有深度的文学批评。这是我们的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一种挑战，也是一个难题。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差异和对立、批评的分野和流变，都或多或少与此相关联。所以，研究当今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问题，离不开这二十年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历史的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 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三个阶段和三次论争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从发展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时期（1976年—1982年） 这个阶段的中心是批判极左的文艺路线，把被颠倒了的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是解决现实主义与伪现实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矛盾。当时的理论批评，在恢复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批判“三突出”创作方法，批判“根本任务论”，推倒“文艺黑线”论，为所谓“黑八轮”翻案，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提出质疑，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清除十年内乱制造的种种流毒，以及长期“左”的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规模投入这场战斗，可以说完成了一项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 二，“方法热”时期（1983年—1989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形势，长期封闭的中国文学，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来的影响。诗和小说创作首先引入西方现代派手法，而理论批评要说明新的文学现象，仅依靠传统的方法是不行的。这时，西方现代文论被大量翻译出版，各种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开始引入批评实践，文学批评的一贯的社会政治视角的思维结构和指导性、批判性、思辨性的批评方法，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这次论争的双方是“传统批评”同“新潮批评”，中心问题是“现代化与现代主义”。如在第一阶段后期已经开始的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关于小说观念的讨论，关于文学的主体性的讨论，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关于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讨论，关于反映论的讨论等。这是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思维的一次正面冲突。在这个时期，介绍进来的新的理论有：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文艺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直觉论、接受美学、文艺现象学、阐释学等，此时文坛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新名词轰炸”。在大开眼界与头晕眼花之中，人们也对文学批评本身开始了新的思考和认识。文学批评的意识和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了不同批评相位和批评方法的批评派别，并涌现出了一批传达新观念、新信息的文学批评的新生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变化，不仅同当时文学创作的演变相关，而且与音乐、绘画、戏剧等艺术门类的生变相通，属于一种长期封闭后突然开放而迸涌出来的现代文化思潮。江河奔流而又泥沙俱下。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生吞活剥、稀奇古怪的不规范的现象，是可想而知的。它是发展中难以超越和不可替代的一个环节。 三，调整时期（1990年—现在） 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种调整的状态，进入了沉思的时期、整合的时期、自省和重新自我确认的时期。看来，不管文学如何超脱，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依然是实实在在的。这一阶段的文学批评，在看似“沉寂”与“无序”的状态中，努力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寻求新的定位，探索新的理论框架和策略，创造新的存在和生长方式。这是随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文学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所产生的一次变化。观念形态、结构语言和表述方式，均在不动声色中出现了变易。文学显然变得更自由、更个人、更现代、更复杂、更难于把握。文学多元，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不是一个“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已经是什么样”的问题。面对这个多元多样多变的现实，中国文学批评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在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论争有：文学与道德问题，“严肃文学”的命运问题，人文精神问题，女性文学问题，个人写作问题，文学批评中的“新”和“后”的问题，现实主义冲击波问题等。这其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论争最激烈的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偃旗息鼓，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我认为讨论本身告诉我们的可能比结论更重要。首先，这是一次没有任何背景的文学理论批评界自发自主的讨论，是一种排除了非文学因素的文学家之间完全自由的论争；其次，讨论由上海青年理论家引发，但却吸引了全国一大批老中青知名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参与，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文章，《上海文学》、《作家报》、《读书》等进行过连续性专题报导，可以说是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论争；再次，人文精神在这里，不仅是文学思想和批评理论，更是一种文化思潮。探讨的内容涉及到：道德文明同社会进步的关系，社会生活同精神生活的关系，世俗关怀同终极关怀的关系，以及理想与现实、中心与边缘、生存目的和生命意义等等一系列与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类文化精神相关的问题。其实质是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发展问题。问题的提出，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它代表了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困惑，文学的困惑。反映了社会世俗化、商品化中，文化人对形而上的追求和渴望。但要真正改变社会人文精神的颓势，唯有改革这条路。只有在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过程中，才能提高人的精神地位，提高人的自信、自珍、自强、自律能力，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素质。这是用无数历史教训和沉痛代价所换取的结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文明方式，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