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俳句与中国六朝美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建刚(1967- ),男,湖南华容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小说理论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美育学刊

内容提要:

被夏目漱石誉为日本“唯一的文学”的俳句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俳句中的隐逸主题、禅寂之境以及它所追求的“风雅之诚”很大程度上源自老庄哲学的启示,而它的闲适风格,韵律化的形式则与六朝美学有内在的关联。当然,俳句也有其不为汉文化所接纳的东西,比如它的京都风情,它的无韵化以及俳人极端内敛克制的写作姿态等与汉诗汉文存在一定的隔膜,这也是它在20世纪初期被引进中国而未获成功的原因。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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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313.073;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6)02-0009-10

      作为颇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形式,俳句凝聚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与历史风景,特别是它所蕴含的对人生与艺术的理解,对“禅寂”之境的体味以及对“风雅之诚”的追求更是揭开了人类存在的另一面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今道友信将“俳圣”松尾芭蕉称作“最洞彻存在几微的思想家”和存在主义作家,认为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平安朝贵族所标举的为自我修养或自我安慰而追求艺术的道路。[1]225奈良本辰也同样强调俳句的日本特性,尤其是强调它的京都特性,认为是京都的风物和京都的文人滋养了俳句。不可否认,俳句确实根植于日本岛国的国情民风,视其为日本人的精神尺度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俳句与中国六朝美学以及老庄哲学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考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俳句和日本文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和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俳句的日本根性及其美学特征

      一般认为,俳句作为新的短诗形式而获得独立的艺术地位,是与松尾芭蕉对松永贞德的“贞门派”和西山宗因的“谈林派”进行革新分不开的。松尾芭蕉不仅本人创作,他还设门授徒,以“述而不作”的形式把自己对俳句的理解和创作心得传授给弟子,同属“蕉门十哲”的服部土方、向井去来和各务支考在他们所著的《三册子》、《去来抄》与《二十五条》等作品中分别辑录了先师芭蕉的言行,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松尾芭蕉的俳论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就已经融汇到江户时代的美学思想中,并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依照服部土方的说法,俳句脱胎于日本和歌。在日本从“神代”走向“人代”之际,素盏鸣尊将和歌定式为三十一音节,这也成为后来不变的定例。从和歌中又衍生蜕变出连歌和俳谐等形式。连歌最早见于1127年,亦即白河法皇时代,它的基本体式源于宴乐或雅集上的二人或以上的即兴唱,这类活动在松尾芭蕉的时代依然非常流行。雅集参加者中的某人唱上句,另一个人按照顺序接唱下句;然后把那个下句作为基础,再由另外的人按照顺序唱出新的上句。这种联唱游戏能展示唱者的机智与才情,被认为是很优雅的艺术形式。连歌中有一种广受欢迎的形式叫俳谐连歌。俳谐连歌即为俳句的前身。关于俳谐,藤原定家是这么说的:“巧舌善言,意在以言服人。对无心者以心相对,对不可言喻者付诸言辞,是为机智灵活之体。”[2]293俳谐本身含有滑稽、逗乐的意思。在俳谐连歌里,人们将日常生活中的滑稽用语加以巧妙地运用,用来活跃气氛,展示才智。在此基础上,松永贞德再从俳谐连歌中分离出俳句,使之成为世界上罕见的短诗类型的文学。松尾芭蕉则在松永贞德的基础上将俳句改造成严肃的、极具艺术性和精神性的文学样式。

      从外在形制来看,俳句是一种十分克制的文学形式。它所脱胎于其中的俳谐连歌整首也只有三十个音节,按照五、七、五、七、七的格式形成五节;这五节既可以分作五七、五七、七等三段式,也可以分作五七五、七七两段式。相比较而言,两段式更便于两人之间的联句合作,因而运用得更广泛。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俳谐连歌的第一段(即五七五这一段,也叫发句)可以单独成句,这一独立出来的句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俳句。由此不难发现,一首俳句实际上只有十七个音节。周作人说,这十七个音节大致相当于六、七个汉字。当然,翻译成中文则要长得多,比如:“下时雨初,猿猴也好像想着小蓑衣的样子。”(松尾芭蕉)“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小林一茶)“柳叶落了,泉水干了,石头处处。”(与谢芜村)等等。要在如此短小的句段里表现人生幽深的境况与绵长的情思,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俳人有对自己人生境况的独特颖悟和“极炼如不炼”的文字功力;它需要俳人在“本情”之外善于处理“余情”、“余意”、“余韵”以及“余白”等问题。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今道友信将俳句称作“结晶式美学的代表艺术”,他说:“这种要在极小的光亮中涵蕴一切的企图,使得有时连应该包容的本质的存在也只是象征地指示一下,至于其他的一切均只在言外暗示它们。要达到这一步,要咏歌原本难以尽言的神秘,当然就不能不‘留有余意’了。”[1]206周作人也说,俳句“其简单微妙处,几乎不能着墨”,“寥寥数言,寄情写意,悠然有不尽之味。仿佛如中国之绝句,而尤多含蓄”。[3]231

      这就不难理解松尾芭蕉何以会一面磨砺其技法,一面将“余白”的悠然作为“深”来追求了。他反复告诫弟子在创作时切忌绵密不漏和巨细无遗,也不可一览无余;告诫弟子要取材于自然并且合乎情理。优秀的俳人通常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情感,以便冷静地把握对事像体验的真实性本身,从而获致“谛观”的效果。这种极端克制的写作同时对读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读者的悟性在阅读俳句时很重要,因为俳句提供的只是一种“半素材”,要获得完整的意象,读者必须在这种素材上加入自己的体验或经验才能形成诗意内容。像“古池塘啊,——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这样的作品,表面看只是直写实情实景,其实暗示了一种特殊的意境或者禅趣,可意会而难以言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俳人高浜虚子将俳句定义为“表达悟性的文学”。尽管形制短小,但是俳句的内部却充满变异。不夸张地说,俳句自诞生以来,它就一直在变化中,内部充满了持久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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