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与“意符诗法”

      拉兹洛·格芬（Laszlo Géfin）在其《意符：一种诗歌方法的历史》一书中，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意符诗法”（ideogrammic method）描述为“把貌似互不相干的个别事物并置在一起，通过它们的关系来暗示思想和观念”①。然而据格芬所述，“这种方法的诞生”与“庞德对菲诺罗萨（Fenollosa ）在演讲笔记中所举之例的善意误解”不无联系②。其中一例便是关于“玫瑰—樱花—夕阳—铁锈——火鹤”的图解。

      当然，坚持认为庞德误读了这一图解的，不止格芬一人。两位在格芬书中被引述的学者，即克里斯汀·布鲁克—罗丝（Christine Brooke-Rose）③ 和休·肯纳（Hugh Kenner）④，均持此论。事实上，“庞德误读图解”这一论断，在庞德研究中已是老生常谈，无人置疑。与此同时，却不见任何令人信服的论述试图阐释菲诺罗萨这一图解的要义。

      在此，笔者愿对菲诺罗萨图解的本意提出一个假说。我将以此说为基础，试图澄清两个彼此相关的论点：其一，庞德对图解之误读究有几何？其二，关于这些图解，其他的批评家们对庞德的误读又有几何？不过，笔者的目的，与其说是为庞德或菲诺罗萨辩护，不如说是为了阐明意符诗法的起源和本质。同时，本文将从一个迥然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菲诺罗萨／庞德对中国文字的阐释这个在学术界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

      上篇：重访“玫瑰—樱花—夕阳—铁锈—火鹤”图解

      如休·肯纳在其《庞德时代》一书中所复制，这一图解如下：

      

      樱是红色的

      …………

      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樱树照片

      樱（树）的汉字

      同一个汉字用于所有词性

      给出一种活物的功能⑤

      除细微差别之外，原始图解可以在菲诺罗萨1909年的笔记中找到。该笔记保存着后来经庞德编辑出版的题为《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的文章原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笔记里，菲诺罗萨划掉了“樱是红的”一行中的“是”字，而以等号代之。在下一行也有另一表述，即“樱质＝红质”（cherryness=redness）⑥。

      格芬说“玫瑰、夕阳、铁锈、火鹤和樱花等同于红色的，或红质”⑦，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他的考察中，两个重要的问题却没有提出：第一，就汉字而言，“玫瑰、夕阳、铁锈、火鹤以及樱花”以何种方式等同于“红色的或红质”？第二，这个图解如何同菲诺罗萨关于中西语言对比的总体探讨相关联？笔者拟以自己的假说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我的假说是：这一图解的基础，乃是菲诺罗萨对于汉语中，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比比皆是的一种用法所作的观察和阐释，亦即：某一书写符号本来表示某一具有特定颜色的事物，进而被用来指代这一颜色本身。

      以“樱”字为例：在《本事诗》中，孟綮写道：“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⑧ 此处，诗人在形容樊素的口（或者更准确地说，她的唇）非常红艳⑨，而小蛮之腰十分纤细。但他并没有使用“红”和“细”这类字眼，而是用“樱”暗示“红”，以“杨柳”暗示“细”。显然，正是源于这一用法，我们才有了现在的“樱口”和“樱桃口”之类词语。它们的字面意义是“樱口”或“樱唇”，而可以直译成“红口”或“红唇”。在以下两个取自中国古诗的例子中，可以见到相同的用法：

      风生龙爪玉星香

      露湿樱唇金缕长

      张宪：《太真明皇并笛图》⑩

      髻摇金钿落

      惜恐樱唇薄

      张先：《菩萨蛮》(11)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碧”字的本义是一种青色的美玉（“碧石之青美者”）(12)。以《山海经》为例：“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13) 然而且看下面诗行中，“碧”字所表示的“蓝色”或“青色”之意：

      荷生绿泉中

      碧叶齐如规

      张华：《荷诗》(14)

      飘飘上碧霄

      霭霭隐青林

      吴均：《咏云》(15)

      碧水浩浩云茫茫

      美人不来空断肠

      李白：《早春寄王汉阳》(16)

      数尺游丝堕碧空

      年年长是惹东风

      陆龟蒙：《自遣》(17)

      或许是受这一用法影响，对于今日大多数说中文的人而言，在“樱唇”、“樱口”和“樱桃口”这些词组中，“樱”或“樱桃”已经变成了一个仅有“红色”含义的形容词。与此类似，“碧”字在“碧叶”、“碧虚”、“碧水”、“碧空”等词以及“碧海”、“碧眼”等常用词中，也已作为色彩词语，仅指“蓝”或者“青”(18)。但是，菲诺罗萨并不这样看，否则他就会与自己在欧洲语言中所发现的，被他称为“没有血肉的形容词抽象化”（bloodless adjectival abstraction）(19) 的现象相安无事。正如他在论汉语的通篇文章中之所为，菲诺罗萨会以初始意义来看待“樱”、“樱桃”和“碧”这些词，即一株樱桃或一块玉石，亦即视之为“物”。事实上，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汉语的长处的，尤其是在欧洲语言的反衬之下。他认为后者深受欧洲逻辑影响，从而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远离“物”本身。他在1909年的笔记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