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9)03-0028-08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迅速推进的消费社会转型、电子媒介扩张以及迅猛发展的全球化等合力的交织作用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景观。文化尤其是文艺审美活动，作为最敏感的意识形式，无论是其理论形态抑或实践形态，都在回应着这种剧烈的时代变动，因此相应的亦正经历着一种转型性质的变化。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研究的这种转型，只有置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加以考察，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才能充分展示出来。在全球化语境中，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文化、文艺现实出发，对这些重大文论问题作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推进顺应当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文论的整体转型，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创新体系的建设——凡此种种已成为我们所要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同时，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与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与经济的交融、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对探讨如何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整体和谐转型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一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是以理论创新为姿态，来因应世纪之交所出现的这一发展契机的。如果从千禧之年算起的话，在经历了将近10年的转型之后，我们可以说当下的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意识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话语体系、理论范式上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转型，出现了在繁荣和热闹上堪与20世纪80年代相提并论的新局面。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话题、争论，这些话题和论争正在有效地推动、深化着学科建设的进程，并在相关学科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在与国际文化思潮的接轨上、在学术研究的沉潜上和理论创新意识上，亦呈现出与过去判然不同之势。这一切无不意味着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学理层面来考察，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在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话题和论争，实际上或显或隐地表现为许多新的问题域。这些问题域的出现，为新世纪文论研究在思想和知识两方面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也为我们总结和反思新世纪文论十年发展历程提供了若干作业面，这些问题域包括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 （一）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 新世纪中国文论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成的，因此也当置于全球化中来审视。我们知道，19世纪末以来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现代性”宿病的集中大爆发，西方学者对自己曾经热情讴歌的启蒙现代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深刻的反思也由此展开。对“现代性”弊端反思的维度是多重的，而其中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对“现代性”本身内在分裂的充分揭示。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在文学艺术领域，扩大而言，在人的精神领域中所必然提出的命题。在西方，理论家们试图通过这个命题来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审美精神的复杂关系，其中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同根同源的一面。尽管在现代性发轫之初，审美现代性就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性、技术现代性等存在着对抗与互补关系，但是，对这种对抗与互补关系进行自觉而深入的反思并使之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却是在“现代性”宿病大爆发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较大规模展开的，其中主要理论代表有阿多诺、哈贝马斯和D.贝尔等①。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这其中揭示的就是包括审美艺术在内的文化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的《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提出“消费资本主义”的一大重要特征是“自反性”的增强，这其中又包括“认知自反性”与“审美自反性”，可以说相对侧重于技术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互动性。后现代社会的另一重要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审美现代性作为理解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基本理论视角的重要性。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现代性”问题开始引起学界注意，90年代已有专著出版②。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讨论才发生重大转折，并逐步深化，时至今日，已经渐臻成熟。其原因有二：一是后现代视角的介入——一个奇怪的悖论是，现代性为后现代主义研究所照亮；二是中国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审美现代性有了本土的批判对象，于是这个西方的问题开始转化为中国的问题，并且因此而推动了本土化研究的发展。“审美现代性”问题是文论界一段时间以来所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许多围绕文学艺术特性的研究与论争皆与此有一定关联③，对此的重视表明中国人文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现代性（现代化）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乃至内在的对抗性。但是，纵观近十多年来国内文论界的研究状况，从总体上可以说，充分结合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尚嫌不足，而这样的研究对于深化和规范新世纪文论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审美现代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后现代消费转型中才凸显出来的，二战前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皆与西方社会新转型尤其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其后出现的西方种种社会理论也程度不等地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文化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所谓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西方当代消费社会文化而展开各自的话语的。与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是西方学术界“语言转向”后出现了“文化转向”，所以“文化研究”引起了各学科领域的高度关注，出现了如鲍德里亚、理斯曼等研究消费社会文化的重要理论家，并对很多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全面提速，“文化转向”的势头更加强劲，出现了像费瑟斯通等重要研究者，并且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重要理论。从理论渊源上看，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法国列斐伏尔及德塞都的日常生活研究等密切相关。从方法论上来看，又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巴特、德里达、福柯等）密切相关。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研究也密切相关，从学科来看，经济学有关奢侈和消费的研究是消费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方面有桑巴特、凡勃伦等重要研究者④。当然，在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中， “社会学”是“显学”，在这方面，D·贝尔、弗罗姆、斯科特·拉什，以及约翰·厄里、大卫·理斯曼、波德里亚等等，都是这方面重量级的研究者⑤。从研究对象来看，消费社会涉及了时尚（西美尔《时尚哲学》等有重要影响）、身体（如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的《时髦的身体》等）等等。这其中，波德里亚的一系列著作直接提到了文艺与美学等问题，而布迪厄的名著《区隔——关于趣味判断的社会批评》，更是艺术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中的主要观点：文艺消费活动乃是社会身份差异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更是成为当代消费社会文化研究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从总体上来看，西方有关消费社会文化的理论，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出发点的，一方面，这些理论确实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未曾出现的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总体上也产生了走向“文化决定论”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