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中的“他者”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琦琦(1981-),女,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语言文化系讲师,主要从事批评理论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语言文化系,北京 100011

原文出处: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自我”与“他者”所标榜的二分逻辑结构在本质上是同一性思维使然的结果,由此决定了文明与蒙昧、正统与异端、男人与女人的差异被确立并延续了下来,它们作为同一性思维在种族、信仰、性别层面上的具体衍生物,经由视觉图像获得了不同程度地传播与表征。鉴于此,本文着力从上述三个方面,就图像与同一性观念的内在相关性分层加以评述,旨在强调图像作为由来已久的一种视觉符号,持续不断地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性别身体等范畴发生着关联,是我们解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要凭据。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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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02-0083-04

      所谓“图像”主要是针对“话语”而言的,作为一种符号,“图像”为我们提供了视觉经验解释的基本工具。有关“图像”的研究我们称之为“图像学”,其作为专业术语开始被使用大抵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事情。事实上,此前,有关图像的非自觉的、零散的研究一直存在,几乎与图像存在的历史一样久远。自图像诞生之日起,便随同其他艺术形式一道见证了人类文明成长的历程。

      近代以来,随着主体欲望的膨胀,“自我”以强有力的姿态介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他”或“它”却相对隐匿。在列维纳斯之前,整个西方哲学史几乎都忽视了“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印迹完全为“自我”的光环所遮蔽。“自我”与“他者”所标榜的二分法无疑是人类最普遍的思维范式之一,由于具体意涵的附会、特定语境的限定,上述二元结构又继而衍生出了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理念与现实、主体与客体、东方与西方等系列对立组合。在处理对立面关系问题上,隶属“自我”之列的成员多半位居主导地位,相反的,“他者”一方的范畴作为前者的陪衬物往往受到驳斥与批判。换言之,上述二元思维范式、二分逻辑结构存在本身便包含了不平等的价值优劣判断。“自我”对“他者”的威压,在本质上是同一性观念使然的结果。

      早在古希腊时代,有关“同一”与“他者”话题的讨论已经被开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关于宇宙灵魂创造过程的描述便可见“同一”对“他者”强制干预行为的实施。随着理性地位的确立,笛卡尔独创性地建构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我思主体,在整齐划一的思想方法作用下,外在世界的多样性被还原成为“我”的心智所熟悉的内容,物质与历史的差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蔑视与否定。此后,无论是贝克莱主张的“存在即是被感知”,康德审美判断所赖以依存的先验基础,还是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努力,卢卡契对“同一性”概念的言说,均可见同一思维范式的踪影。上述事实再度表明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虚妄的乌托邦理想而已。

      为同一性思维所左右,西方与东方有了贵贱之分,西方发达国家于是习惯以猎奇的心理来探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派别之间由此产生了正统与异端的纷争,犹如《罗兰之歌》所言“基督徒永远正确,异教徒永远错误”一样,得道与失道的裁判取决于权力的归属取向;同样地,自进入父权社会以来,有关尊卑主次的诸种规定亦围绕着性别差异拓展开来。当然,相反的不平等的视觉关系也局部存在,因为谁是“自我”、谁是“他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图像作为由来已久的一种视觉符号,持续不断地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性别身体等范畴发生着关联,以其特有的方式载录了历代人类所有的思想观念、行动方式、情感体验等,是我们认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要表征。

      一、文明与蒙昧

      当代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研究西方文化现象后指出,当不同文化相遇时,每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认知都可能形成某种固定的程式,即其所谓的“套式(stereotype)”。“套式”源于印刷铅版(plate)一词,在其作用下,可视形象与观看者心目当中的理想形象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其结果往往是夸大事实中的某些特征,同时又抹杀其他一些特征。究其根本,这与“套式”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无关系。

      深入挖掘便会发现,“套式”直接指向了理解的历史性问题,而后者又是贯穿诠释学发展始末的核心议题。大体说来,理解的历史性是指由于文本的理解者与创造者所处历史情境不同,故而影响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海德格尔之前的诠释学家们普遍认为理解的历史性是阻隔人们抵达真理的障碍,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想要消除“先入之见”在理解过程中的危害,以便确保读者相关理解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施莱尔马赫就尝试借助“心理移情法”弥合读者与作者之间为历史间距所造成的裂痕,力求实现真理之途畅通无阻。无论是解释学提出的“先行结构”、“先入之见”,还是随同文化传播与交流涌现出来的词眼儿“套式”,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其终极旨归并无二致,均突出强调了认识上的偏差与错位,而凡此种种又无一不是为“自我”与“他者”这一前提预设所决定的。

      具体就附着于“他者”上的大多数“套式”而言,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应当说是相当显著的。非犹太人眼中的犹太人形象,基督徒眼中的穆斯林形象,白人眼中的黑人形象,城里人眼中的农民形象,平民眼中的军人形象,男人眼中的女人形象等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持敌对的、蔑视的,或至少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心理分析学也许会去探究造成仇恨的那种恐惧,以及下意识地把己所不欲的方面投射到他者身上的行为。①上述有关“他者”的诸种观念程式几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偏见、敌视与仇恨,有种族的、有地域的、有身份的,也有信仰的。强势群体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弱势群体做出审视,且在后者身上粘贴了许多主观臆断的标记或称号,此种专横独断的方式势必会引发同等程度的抗争与反击。

      “东方”与“西方”最初不过是用来划分地域位置的一组词语,并不带有什么感情色彩。然而,随同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见世,“东方主义”一词在多数情况下却被视作了一个贬义词。据赛义德所言,其所谓的“东方主义”是指18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对待东方的集体制度。引用英国历史学家维克多基尔南的话来说,便是“欧洲有关东方的集体白日梦”,或是“统治东方的西方风格”。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可见一斑。在后启蒙时期,由于欧洲海外殖民计划的扩张,西方文化霸权意识空前高涨,表现在视觉图像上便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东方”被接连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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