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6-0102-06 共和国文学6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后三十年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这两个三十年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关注。毋须讳言，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创伤记忆，部分学者不大愿意去“碰”这一敏感话题。不过，在我们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重要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它需要我们审慎地作出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状况的理性判断。毋庸置疑，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比如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文化研究等进行反思，本文主要从政治文化与文化领导权等理论视角来认识与把握这三十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第一，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在理论、批评、创作等领域的整体描述，以及对两者关系精神实质的概括；第二，对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以及对政治文化、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分析与阐释；第三，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相关思考，避免陷入不应有的认识误区，重构我们时代的宏大叙事。 一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广泛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指导思想的确立，使得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结出了累累果实。1979年，以《上海文学》第4期《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为肇端，理论与批评界展开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原有理论观点提出质疑。进而在1980年，“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新“两为”方针得以确立，它为此后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理论、批评与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理论、批评与创作的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总体来看，1978至1984年是文学的反思期。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两个方面。从理论批评层面看，在思想解放的滚滚浪潮中，文学理论界首先反思的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相关文献资料看，1978至1984年的理论界主要就如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现实主义、人性、人情、异化、人道主义、人民性、阶级性、倾向性、真实性，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莎士比亚化，以及对《讲话》的新解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诉求与实践情怀，即批判在极左政治主导下的错误的文艺思想与文艺观念，力图确立文学自身的学科自主性、话语系统与表述方式。比如，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新两为方针的确立无疑是反思的突出成果之一，而对人性、人情、异化、人道主义以及文学是人学等问题的持续探究，从理论上突破了极“左”时期强加给文学的诸多“禁区”，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保障。此外，西方思想、理论论著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译介，也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有助于新的文学观念的孕育与生成。因而，理论批评的自省与反思使文学观念逐步走出了长期形成的极端偏颇的认识误区，使文学观念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为理论与批评的多样化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前期基础。 从文学创作实践层面看，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从“文革”十年、建国“十七年”这一历史维度对“极‘左’政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控诉，还是改革文学从现实维度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描绘与憧憬，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政治情结。这是因为，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作品中没有政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政治可谓无处不在。而这一时期文学的政治之维主要表现为，或者是对极“左”政治的无情批判与全盘否定，或者是对清明政治的热情讴歌与深情礼赞。在这样一个激情澎湃的文学年代，文学青年、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动辄以百万计，文学每每产生“洛阳纸贵”般的轰动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处于“蜜月”期，文学承担了政治和思想解放运动先锋者的角色与重任。换言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密不可分，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是清明政治、人民政治而非极左政治。不可否认，针对部分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的越界行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也给予了某种规训与惩戒。 随着各种新理论、各种新批评、各种新方法的纷至沓来，以1985年为肇端，文学与政治关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一些新情况以及新的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原有版图。与前三十年相比，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表现为，对部分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而言体现出的是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对另一部分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而言则体现出的则是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关系，尤其是后者，具有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概言之，在部分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呈现出文学有意逃避、故意疏离政治的取向，这在前三十年是难以置信的。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文学与政治关系尽管十分重要，毕竟只是诸多关系中的一种，在唱响主旋律的同时，应该提倡文学的多样化，这是文学从单一的政治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的必然选择，它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这一时代发展态势相适应。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而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诸如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再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从文学的反映论到文学的主体论；从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一种意识形态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再到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从文学的审美论、文学的自律论到文学的自主性、文学性再到文学即语言、文学即形式等各种文学本体论等等。上述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都是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核心问题的回应与潜在对话，或者对其加以深化与拓展，或者对其加以否定或拒斥，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论，“从80年代不同层次的、多样的文学观念来看，较有影响的‘文学是人学’说、认识论文学观，和文学意识形态论相反的文学意识形态否定论，以为文学只是虚构，与生活无关真实的‘纯文学’论，只是强调审美特征的‘审美主义’文学理论，张扬文学表现人的内宇宙的主体论文学理论，以及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