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论述2003年的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可以说相当困难。这一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即以百计，发表的论文和评论达数千篇。这里，我只能根据自己参与的工作和有限的阅读范围，做管窥之一瞥。 一 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是带头的学科。它的发展常常很快会影响到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2003年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引进外国20世纪文学理论的浪潮渐告疲竭，要将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声浪几乎铺天盖地后，心平气和地主张“中西合璧”并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去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立论渐成文坛的主流。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2003年文论界下半年可谓学术会议不断，既有在重庆召开的马列文论的会议，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南阳师范学院召开的“文论何为”的研讨会和暨南大学召开的“文艺学与相关学科建设”的研讨会，等等。在众多学者的发言中值得注意的是，一，呼吁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声音明显高涨起来，这是学界多年来所罕见的；二，从多种视角去开拓文学理论建设的主张仍然未减，如本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生态论文艺学、实践论文艺学等；三，从文艺学转向文化时尚研究，将此作为文艺学发展新方向、新突破；四，认为文化批评不能取代文学研究，但提倡启动文化诗学、文化美学的研究。关于来自外国的“图像时代”到来，“文学将要死亡”的论调，虽有唱和者，但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文学将存在下去，因而文学理论也将会存在和发展下去仍然信心十足。虽然人人都不能不承认文学确实受到电子文化所代表的图像世界的冲击和挤压，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及其理论都确实面临危机和挑战。 有许多文章论述文学理论的建设问题。这方面首先涉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系统性。董学文、金永兵的《文学理论科学性思考》（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文章认为，文学理论必须具有科学性所要求的知识的系统性。它“需要从宏观总体上把握文学的本质，研究文学现象与有关各种其它文学现象乃至社会现象的关系、规律，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个别地理解、体验和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更不是像有些学者所希望的那样，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而存在”。文章分析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区别于思想史或社会、政治、哲学、美学、宗教和文化的研究对象，指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存在事实性与价值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主体性与客体性三者的统一，并主张文学理论在求真过程中研究方法上要将“理解”和“解释”相区别又相互补。这篇文章对于人们更全面地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围与对象，并更深刻地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应有帮助。而陆贵山的《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论精神》（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2期。）则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和文论建设应当把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人的文化身份定位在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对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必须进行宏观的辩证分析，遵循“以我为本”、“合而不同”和“优化组合”的原则；还须根据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代的西方文化进行鉴别、审视和选择；并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一致性作为衡量先进文化的标准和尺度。文章提出，“应当努力把由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对一部分人所造成的伤害缩小到最小限度”。“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而且只能靠社会的全面进步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文章对我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观念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反本质、反规律、反真理、反逻辑、反中心、反权威、反崇高、反稳定、反结构、反统一性、反共同性的文化学说和文艺观念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可以说，这篇文章也体现了当前文论研究拓向文化研究的一种趋势，反映出理论家们既坚持民族立场，又从全球哲学和文化学的视野来关照文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浦的《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更从解释学出发，认为文学解释学对问题的首要性认识表现为对文学范式的高度关注和依赖，世纪之交文学理论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这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学理论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对文化的转向做出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文章断言图像时代的到来，使“视觉文化由边缘到中心并逐步建立其霸主地位的现实，瓦解了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固有观念，它迫使文学研究承认世界不仅是文本，世界更是图像”，20世纪文学理论的语言论转向“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20世纪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在相当丰富、充分地对文学本体自身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局限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但文章也指出，“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没有了文学，没有了建基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没有了文学的文化研究”，它还指出，“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学科视野和学术切入角度。文学将在变革、拓展和深入研究中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界域、学科特性或特殊性”。它还认为“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而将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仍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作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体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因而“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论的相当全面的宣言。读者的问题会是，文学理论这样转向后，它又怎么可能仍是文学理论而不是变成文化理论呢？！这也是坚守文学理论而不赞成“文化转向”论者所关注的焦点。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其体系性的成果，人们应拭目以待。 在文学理论建设上还引人注意的两篇文章一是童庆炳的《文艺学创新——以20世纪现代传统为起点》（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认为我国在20世纪已初步建立了现代文学理论的新传统，即西方文论结合了中国的实际而获得了中国视野；古代文论经过现代转化，获得了现代意义；当代中国学者和作家提出的新的概念属于中国的创造，综此，则中国现代文论实已摆脱封建主义的古典意识，获得“新质”，本身就实现了中外古今的融会综合，因而它完全可以作为文艺学进一步创新的起点。所论虽平实，却以丰富的引证让读者信服。另一篇是王元骧的《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注：《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对这时期我国文艺学领域的本体论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述评。作者首先对西方本体论从自然本体论到人类本体论的发展做了介绍，指出我国新时期文艺本体论根源于人类学的生命本体论，其把“文艺界定为‘是人的生存世界，生存方式之一，是人的存在在语言符号上的显现’，而另一方面‘来源于我们的生存’，‘指引我们的生存超越’”。文章认为，文艺本体论的价值与意义主要在：一，克服了传统认识论文艺观把文艺看作是一种知识形式的局限。它不再把文艺看作“只是外在于作家的客观世界的再现”，而看作“是从作家的人生根基里生发出来的”，“是作家人生经历、人生体验的升华和结晶”。因为“世界不是存在于作家之外，它本身就是作家活动的产物。作家也不是一个预设的主体，他本身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是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的”。二，避免了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它阐明“文艺不仅是反映人的，即以人为对象，而且也是以人为目的的”。“表明文艺对人的意义主要不在它的事实属性而在它的价值属性”。认为文艺“不仅使人在失望和痛苦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而且对于抵制由于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性异化，摆脱物欲和功利对于人精神上的奴役，在提升和完善人自身、在实现艺术与人生合一，使人获得诗意的栖居方面，有着其它意识形式所无可比拟的作用”。三，把时间性问题引入文艺理论，开拓了文艺研究的历史维度。它“特别强调‘生存即生成’，‘文艺作为生存的形式乃是生存的创造。’所以艺术也应该被理解作‘是一种活动，它是一个过程，是历时态的，意识流似的’”。“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的流程中”。这样“就不仅从微观方面为我们描述了具体文艺作品存在状态的结构，而且从宏观方面向我们阐明了一种新的文艺史观，表明文艺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生命的存在方式，不论就作家创作还是读者阅读而言，都是处在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之中”。更重要的是，王元骧还对我国文艺本体论存在的分歧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他认为对生命应有正确的理解。人的生命“只能存在于自我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具有自我选择、自我调节和自我反应的功能”，也即人的生命是跟他所生存的社会和历史不可分的。他批评生命本体论对于生命的理解偏于把生命“生物化、原始化”，也“抽象化和非理性化了”。结果“他们宣扬的‘艺术是生命的自由创造’，是‘生命的投影和外射’，也就成了一种原欲和本能的自我宣泄”。从而“使今天的文艺和美学成为一种私人写作”。实际上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与社会和历史的联系中才可获得，“对于个人来说，生存的意义比生存本身还重要”。第二，他认为还应摆正文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他批评“把本体论文艺观与认识论文艺观对立起来，以贬低、否定认识论文艺观来崇扬本体论文艺观”的做法。因为认识论并不等于“对事物的一种机械的模仿、复制”，“意识对世界的反映既不像经验主义那样单凭感觉直观，也不像理性主义那样单凭理性直观，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作出的”。所以，“反映到意识之中的就不仅是一种关系中的客体，而是还应包括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否定文艺认识论为文艺本体论开路，强调文艺表现的只是一种即时的、当下的、原初的意识和原始的情感，把文艺对人生的反映看作只是通过直觉和体验的途径，这样必然导致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像西方现代主义某些作品那样，完全否定叙述人的中介地位和作用”。第三，他认为还应处理好文艺本体论与文艺超验性的关系。他批评许多文艺本体论的学者“在强调人作为个体生命现象的现实存在的处身性的时候，不同程度上都对于生命活动作了生物学的解释，不仅当作只是一种在原始欲望驱使下即时的、本能性活动来看待，而且还以反形而上学的名义，把道德形而上学也与知识形而上学一样予以否定和抛弃，这就完全否定了人的生活世界与人的实践活动、创价活动以及人生目的、意义问题的内在联系性”。他指出：“对于人来说，理想、信念、信仰和追求不仅是他的一种主观心理，而且也是构成他的生命本体、生存本体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文艺对于人来说之所以不可缺少，就在于它把平时未必为人们意识到的却潜伏在人们心底的、驱策和推动人们行动的那种理想和愿望，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呈现在生命面前，在给人以感官享受的同时，又给人们某种激励和鞭策，从而提高人的生命自觉，为改变自身生存的现状，创造美好的人生去进行奋斗。所以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带有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性质的，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人类永恒的追求，如同宗教中所描写的彼岸世界那样，它虽然不可验证、可望而不可即，但却深刻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引导着人们不断走向自我超越”。而“文艺对于人生的根本意义，也只能在这里找到最终的解释和阐明”。总之，这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不仅论述充分，逻辑严密，而且观点深刻，既肯定了文艺本体论的成就，又坚持辩证唯物史观，构成对文艺本体论的超越。其理论意义实足引起创作界的重视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