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曾写过一篇《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1901），他说：“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俶诡，五光十色，必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他一向是以跨越欧亚的大视野来宏观形势的。他的预言没有错，20世纪中国的勇者、哲者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已经创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的中国，然而总观全景，20世纪却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世纪。 在这一百年中，一方面人类文化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弱点也有了充分的暴露。百年来，人类被屠杀的数字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不计其数的局部战争，使人类的自相残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高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人类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据统计，本世纪原子能泄漏事件达27次之多，核试验、核废料污染不断；日本奥姆真理教集中了日本相当优秀的高科技力量，目的却在制造有最高杀伤力的毒气；能源枯竭、环境恶化就更不用提了。精神方面对人的残害也更远胜于中世纪，仅奥斯维辛集中营，便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俄国的古拉格群岛、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凌辱和迫害也都是空前的。 这一个世纪之交和当年梁启超作为出发点的那一个世纪之交当然有了很大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就是帝国主义的瓦解和殖民制度的结束。发达国家为了追求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把他们的企业、管理、名牌商标等等和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大利润，解救国内经济危机。他们需要的是没有罢工，没有动乱的和平、稳定环境，因此由经济引起战争的可能性不是最大。从目前世界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来看，文化冲突（民族、宗教、权力野心等）似乎已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之首位（西亚、非洲、中欧、俄罗斯、印度半岛皆不乏实例），于是有了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 ）关于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引发世界大战的预言。 这里对亨廷顿教授的预言先不置评，但他所提出的文化冲突问题的确是未来世纪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文化冲突首先起源于文化压制。亨廷顿先生之所以紧张，首先是因为他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感到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建制正在衰落，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各民族文化正在彰显自己。对我们、对任何不带偏见者来说，这种彰显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之幸，人类之幸。就举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凡高、莫奈的影响，中国建筑对欧洲建筑的影响……都可以充分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而导致革新。如果不再有这些差异，也就不再有激发人们灵感和创造性的文化资源。 然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正在受到多方面的威胁。最明显的威胁就是顽固存在的各种文化中心论，首先是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界许多人总是顽强地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于全世界。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这种西方中心论更为突出。自从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 ）第一次用“比较文学”命名他的专著到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这一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是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的历史。在比较文学极为兴盛的本世纪20年代末，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ederic Loliee ）就曾在他那部名著《比较文学史》中公开作出结论： 西方之知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偏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样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1〕 不言而喻，作为核心，统治这个“大混合体”的当然是欧洲（包括美国），而在他看来，实现这样的趋势，正是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现在看来，这样的主张自然是迹近天方夜谭，但在前半个世纪，认同这种思想的比较文学家恐怕也还不在少数；今天它也还蛰伏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灵魂深处。要改变这种现象远非一朝一夕之事。意大利比较文学家——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 Gnisci）教授把对西方中心思想的扬弃这一过程称为一种“苦修”。他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说： 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