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1—0153—05 一直以来，众多现代文学史编撰者，囿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古典主义没有什么作品”，二是“古典主义政治倾向保守”① 它们都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排除在正统文学史外。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不是真的可以被排除在外呢？近几年来的史料发掘和梳理已经证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不仅不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且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排除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那么不仅文学史的原貌恢复无从谈起，而且一些历史问题也无法回答。现在看来，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恢复文学史原貌的必要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俞兆平先生所说，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思潮史，都回避、忽略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然不太可能提及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但最近几年影响颇大的，由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等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没能为古典主义留下专门的论述。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坎坷命运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都获得了相当高的文学史地位。这种反差尤其体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撰写的现代文学史中。 对此，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现代文学的叙事原则必须反映、“符合”中国“革命史”的叙事原则。它体现在文学史上就是“新”文学战胜“旧”文学，“进步”文学战胜“非进步”文学，“革命”文学战胜“非革命”文学。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其叙事话语的《新民主主义论》痕迹清晰可见。② 二是汉语语境决定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历史命运的曲折。众所周知，很多词汇在西方原本是中性的，但在汉语语境下却变成了贬义。比如“保守”一词，它在西方原本不具有贬义，英国保守党的取名就是力证。“革命”一词亦是如此，它在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主将那里只是“革故鼎新”的意思，但后来却被演变为两个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古典主义”一词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它往往被理解为“守旧”，“逆潮流而动”。“守旧”、“逆潮流而动”的思想自然容易导致历史抒写者的反感，其被忽略、被遗忘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此情况下，现代文学史就变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三大思潮的历史了，尽管现代主义还曾被理解为“颓废”的、与进步文学背道而驰的文学思潮。③ 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却被鲁迅先生那轻易的一“估”（《估学衡》），便落得难以翻身的命运。④ 但显然，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思潮构成的现代文学史，还不是现代文学史的原貌。因为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已经证明，古典主义不仅是个客观的存在，而且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从发端，经演进，到高潮的过程”。其发端是，梅光迪把胡适逼上梁山；其演进是，以《学衡》杂志为中心的学人承接西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及由此展开的论争；其高潮是，新格律诗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实践。⑤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的“一切历史皆叙事”，⑥ 但历史的叙事必须是基于历史史实的叙事，而不是凭主观想象的叙事。文学史也一样，我们不能以“历史问题”为借口，不能因为某个文学思潮“保守”，而漠视、忽略其文学史地位和价值。古典主义作为一个经得起史料检验的文学思潮，其“合法性”不容怀疑。如果硬是要把客观存在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视而不见，并排除在正统文学史外，那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就无从谈起，而文学史的生态恢复也无从谈起。因此，我们研究古典主义文学思潮，重新为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定位，就是为了恢复现代文学史的原貌。 二、可以回答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闻一多要在白话新诗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提倡“新格律诗”，其理论来源是什么，文学史意义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追述新格律诗的理论源头，并将其纳入古典主义理论体系。新格律诗理论最根本的内核是“理性的节制”和“三美主张”，这种强调“节制”和有序的理论主张，带上了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理应属于“古典主义”范畴。俞兆平说：“古典主义注重艺术的‘健康’，即作品各个部分呈现出秩序与谐和，形成有机的系统的整体，显然，闻一多关于‘诗的三美’理论（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乃由此触发而生的。”⑦ 无疑，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话怎么说，诗就怎么作”、“作诗如作文”的新诗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新诗的“革命”，大大解放了汉语诗歌写作。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它导致了初期白话新诗的泛滥和水准的普遍低下。正是在此背景下，有着留美背景，并与学衡派诸成员有着良好关系的闻一多，倡导“理性的节制”，主张“三美”。其大致演变过程是这样的：“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观念通过他的中国弟子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梁实秋，以及游学旁听的陈寅恪，受梁实秋影响而间接地奉从的闻一多等，在中国渐渐地传播开来，并介入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与创作，逐渐形成一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⑧ 也就是说，新格律诗理论家一开始就带着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反思、批判精神而登场的，而这也是闻一多在白话新诗大行其道时，吃力不讨好地提倡并实践新格律诗的缘故。而其文学史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丰富了新诗理论，纠正了新诗写作。 第二个问题，学衡派与新月派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关系”？一般来讲，学衡派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普遍被认同、接受。但学衡派与新月派之间是否有关系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学界。但无论是从风格、理念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知识谱系的角度来看，学衡派与新月派都存在密切的关系。一是因为徐志摩与闻一多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为他们讨论新诗理论、新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后期的徐志摩新诗创作，带上了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不再像早期那样自由洒脱。两者具体体现大致如下，“在文学理论上，闻一多认同了梁实秋的古典主义，并渗入、化融到他的创作中去；在创作实践上，闻一多以其独特的由理性节制而派生的‘谨严’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感染了新月派的诗人们，由此，而促成了现代格律诗派的诞生。”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