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93年5月出版的新一期《文学评论》， 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郑敏的一篇长达3 万余字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1〕在90年代弥漫于文化和文学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在对中国百年的历史风云和文化进程的反思中，这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论辩力的一个样本。它的问世，不仅引发出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学术争鸣，〔2〕也为我们描述90 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清算横扫，以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来龙去脉做出某些廓清和反诘，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郑敏的文章，恰似“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文学评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一份双月刊，尽管它有时偏重于开发新话题新领域，有时又以稳妥为务，不过，凭它多年来累积起来的学术成果和权威性，在文学研究的各种刊物中，是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的：发表于该刊的文字，历来很受学术界的重视。 何况，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郑敏都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她既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又有深厚的英美文学功底。对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前沿性课题都有所心得：她的见解，当然非同一般— 早在40年代初期的西南联大校园，她就以诗歌创作引人注目，成为后来被命名为“九叶诗派”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她似乎因为不合时宜而中止了歌唱，专注于英美文学的教学，直到70年代末期，当时代的雄风又一次鼓荡起她仍然年轻的诗情，她在诗坛上再现辉煌，以其独特声音，赢得了人们的欢迎和尊重。就在她的这篇长文问世前数月，另一家文学评论刊物《当代作家评论》在“郑敏评论小辑”的栏目下，发表了孙玉石、蓝棣之等在现代诗歌研究中地位显赫的著名学者的4篇论文，对郑敏的诗歌创作做出高度评价： 摆脱了一切精神束缚的诗人郑敏，以仍然年轻的姿态和声音，重又唱出了新的更为成熟的歌。她的被埋没的过去的歌声和重新唱出的新的歌声，由于雕塑了人们心灵的美丽，一起引起了许多熟悉的和陌生的人们的热爱。人们爱读她的诗，甚于那些新来者的声音。郑敏在她诗的新的爆发期，勤奋创造产生的为数甚多的美的果实，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期待。〔3〕 郑敏之所以对生命的发掘和诗的探索达到如此深度，既有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超现实主义的启示，也有当代中国后朦胧诗浪潮的激发，更是因为她对世界人生有很多问号，她没有想到自己已经70岁了。她拼命地要知道西方知识分子找到了些什么东西，特别紧张地把他们找到的东西拿过来用自己的眼睛看看。〔4〕 这两段话，前者充分地肯定了郑敏诗歌的成就，后者则揭示了郑敏的思维和情感的开放性特征，和她对西方文化最新成果的关心；她的发言，对于当代诗坛，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还有，她所谈论的，从五四新诗诞生以来，现代新诗的历程和经验，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分量，足够的吸引力。该文劈头就问道：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 以一个世纪为单位，进行有关思考，这里的意味非同寻常。 进入90年代，跨世纪也罢，世纪末也罢，标志着一种社会共识和文化心理的字样，反复地出现在各种印刷品和传播媒介中。这不止是因为，人们对于一些自然数字有着非自然的理解，对于满百之数，更是重视有加；这也不可能是少数人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地制造出来，像那些爆炒出来的“社会新闻”、“演艺明星”、“畅销书”一样；而且，这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文化中“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对于有着漫长历史的中国，20世纪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意义，恐怕是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的。比之以上下五千年，100年当然是短暂的；但是，这100年却又的确是不同寻常。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同时面对着两个相反的却又互相关联的新课题：一是西方列强（后来又有东方的俄国和日本的入伙）的侵略、瓜分和吞并，使得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空前的威胁，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族平等，成为当务之急；二是在这种外来的危机和挑战面前，在一批又一批的时代先行者的努力和献身的推动下，古老的东方大国，向别国窃得火来，开始了艰难而又不停顿的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如同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所言，中国面对的来自西方的挑战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回答这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无论答案如何，其后果只能是，要么再生，要么灭亡。如果说，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了沦亡的命运，独立自主地挺立在世界东方，并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格局中重要的因素；那么，后一个目标，则还属于“正在进行时”，还有待于国人的继续努力奋斗。我们还要为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优秀儿女所确立和争取的伟大目标而前行。但是，作为这尚未到达的艰难长征中的一个阶段，这百年世纪，又可以自成一个段落——它从最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开始，由科技领域和现代工业开始，演进到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范畴，而以武装斗争和政治革命为其主调；在经历过近代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人民国家的建立、政治运动的愈演愈烈直到十年内乱濒临崩溃等大起大落，终于又回到当年的出发地——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形上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形式，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持发展生产力，在人们眼中，又一次成为关键之所在。因此，对这个的世纪的反思，包括作为社会和民众的心理和呼声的诗歌的文学反思，就正好印合了这一振兴经济—政治变革（包括改良、维新和暴力革命）—思想动员—经济变革的历史螺旋（包括笔者所参与的这套《百年中国文学》书系，同样是着眼于此的）。而且，总结这风云起伏、柳暗花明、悲喜交加、物极而返的20世纪中国，的确是有使命意识的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