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7-6271(2001)03-0127-02 自80年代初以来，余三定教授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以一个学者应有的“虚静”心态，继承、发扬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唐代诗人的“苦吟”精神，在文艺研究的道路上攀登、跋涉，一步一印，持之以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已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出版研究专著三部。世纪之交，在文艺研究由“中心”回归“边缘”、由“变态”回归“常态”的背景下，湖南省文联为了“检视和总结”过去的“创造成果”，开创新世纪文艺繁荣的新局面，组织出版了一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一人一卷，“主要入选对象是当前创作最活跃，成就突出的中、青年文艺家”。[1]余三定教授顺理成章入选。《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余三定卷〉》于2000年9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镜子”是中西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个比喻。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曾以“旋转镜子”来比喻作家对生活的反映。我国先秦时代的老子，在《老子》一书中提出“涤除去览”，“去览”可理解为“去镜”，是对心的形象譬喻。“镜子”这个比喻在中西文论中有各种不同的语境，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论述。本文将《余三定卷》比喻为一面镜子，是指《余三定卷》如实地反映了作者20年从事文艺研究的鲜明个性。这“个性”可概括为“三个重视一个结合”。所谓“三个重视”，是指在研究对象上，重视当代文艺“现象”研究，重视当代作家作品研究，重视对当代文艺研究者的研究，三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有机统一。现象与本质是一对哲学范畴。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隐藏在事物的内部，处于“彼岸”领域，具有间接性和抽象性，可认识但难于认识。现象是事物本质的外部表现，处于“此岸”领域，丰富、生动而富于变化，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易于被认识。先捕捉住形形色色鲜活的“现象”，从现象入手，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借助理性思维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失为学术研究的明智之举。如果一开始就撇开现象，单刀直入对“本质”作形而上思考，其结果往往陷入令人苦恼的纠缠不清的境地。作为一个从事文艺研究与教学的工作者，余三定教授一直比较关注文坛的动向和发展。《余三定卷》着重解剖了三种文艺现象：其一是“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现象。作者认为：对文艺横加干涉在“文革”前就不断出现，“文革”时发展到登峰造极，“文革”后也时有发生，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绝迹。究其原因，是“政治标准第一”和带有集权性的旧领导体制扭结在一起的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清除对文艺的横加干涉，就必须废除“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号，代之以符合文艺本质特征的批评标准；就必须改革旧的文艺领导体制，代之以符合文艺本质特征，有利于文艺繁荣发展的文艺领导体制。其二是湖南近年小说的“回溯”现象。“回溯”是针对近几年湖南小说创作中那些隐去作品的确切年代，有的甚至明显地写远古社会的生活的作品而言的。作者对这种创作现象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得出“回溯”小说本质上是面对现实的新结论。其三是岳阳文艺现象考察。岳阳文艺现象是和作者关系最密切、作者最钟情，最长时间关注的一种文艺现象。在作者看来，岳阳文艺现象的主要特点是“忧患意识和参与精神”，这种忧患意识和参与精神渗透到了新时期岳阳文艺家的血脉之中，构成了岳阳文艺的内在特质之一。 第二个“重视”是重视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当代作家作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难以一一作评。从空间上看，作者的视野在“面向湖南，波及全国”的前提下，将注意力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本乡本土的岳阳，特别重视“文坛岳家军”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位于洞庭之滨的岳阳，在文艺创作上出现了“浮光跃金”、“气象万千”的“胜状”。岳阳的作家们，继承前人的风流余韵，在新的时代驰骋于笔战之场，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和剧本创作，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全方位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的文艺家群体，被誉为“文坛岳家军”。作者投身文艺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便是《文坛岳家军论》，1994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又不断有专论散见于报刊杂志。作者对“文坛岳家军”始终保持一种旺盛不衰的“恋岳情绪”，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得地利。作者与岳阳的作家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空间上的邻近，便利于互相之间的交往了解、切磋对话。二是心灵相通。岳阳的大小作家，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几乎都是从乡村走向都市”，很多人“保有农民式的质朴、淳厚和真诚”，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也是这样。华中师大中文系王先霈教授说：“他出生于岳阳农村，从土地吸取了物质的和精神上的营养，他和他所评论的作者心理上很容易相通，与其中不少过往甚密。”[2]三是岳阳文化精神的影响。作者在《文坛岳家军论》一书中曾十分肯定地说：“岳阳的文艺一定渗透着岳阳的文化精神，岳阳的文化精神一定影响着岳阳的文艺创作。”事实上，作者本人作为准职业评论家从事文艺评论，亦深受岳阳文化精神的影响。岳阳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是“求索、进取”或“忧患意识和参与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精髓渗透于各个个体的岳阳人的血脉之中”。无庸讳言，作者本人也包括在内。再从体裁上看，作者在兼顾其他各体的同时，选取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作为自己“纵辔以骋节”的主战场。这是因为作者曾对古代小说的创作艺术及古代小说美学作过深刻研究，对此有“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第三个“重视”是重视对从事文艺研究的学者的研究。从90年代初开始，作者有意识地开辟了学术研究的“第二战场”：学者研究。作者先后三次到华中师范大学进修，一次到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并多次参加学术会议。所到之处，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那些著名学者请教。作者自言：“在请教的过程中，诸位学者的人格、学识、智慧在给我理性启迪的同时，又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在阅读诸位学者的著作的时候，在完成一篇学者研究论文或一篇学术书评的时候，我虽然也感受到往上攀登的艰辛，但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领略生动风光的喜悦和快慰，这应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享受。”这种充满“喜悦和快慰”的“高层次的审美享受”，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高峰体验”。“高峰体验”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马斯洛认为：高峰体验虽然时间短暂，“但其影响和作用可能是长期存在”，它能促进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献身于某一事业，完成与他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成为所期望的人物，达到自我实现。从作者的“自白”可知，满足“超域性动机”，获得“高峰体验”是作者从事学者研究的心理动力，也可以说是作者从事整个文艺研究事业的心理动力。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作者终于写成《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一书，该书1998年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喜收获”[3]的称誉。《余三定卷》所收学者研究的文章，是对此书的接续。
